高晓松和老狼：那些曾经，是我们永不回来的青春

导语：这一年，用高晓松的话说：他家长大人极其不懂腐败之道，送的礼、托的人、敲的门、踩的道皆极不靠谱。下面是好学生作文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作文素材，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我们头也不抬地急匆匆地赶路，把灵魂丢在了身后，我们要等等它!

石康在《晃晃悠悠》里说：“我们来到人间，与别人欢聚一场，是为了追欢逐乐的，我们不是来生气的，更不是来气别人的。”

这句话，我一直觉得是作者写给他大学同学老狼的。

1968年冬天，一个叫王阳的孩子出生在北京，他出生在传统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团长，父亲为我国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

按照父母原定培养计划，踏踏实实考上清华，最后成为一名叫王阳的科学家，这叫水到渠成。

王阳从牛校北京八中以580分的高分，马失前蹄地考入东北最好的大学哈工大。北京四九城长大的孩子，跑到天寒地冻的哈尔滨念书，那叫“流放”。

王妈妈哭了，王阳答应妈妈：“去了东北，我就想办法转学回京!”

这一年，用高晓松的话说：他家长大人极其不懂腐败之道，送的礼、托的人、敲的门、踩的道皆极不靠谱。

无奈之下，王阳只好上了北京航空航天三分院，业界称为“航三儿”走读学校。

王阳一入学，得大洋1000元，因为他创下了该校成立以来的入学最高分，那一届第二名比他低了整整330分。

“航三儿”学校最大特色是没有宿舍、没有水房，这一年，王阳爱上了Sing my song，每天跑到了湖边练声。

同学看到了，都说看“狼来了”，于是老狼就成功代替了王阳，成为日后行走江湖第一称号。

1988年，清华大学的高晓松成立“青铜器乐队”，缺一主唱。朋友力荐“老狼”，约定地点在北京建筑设计院，以戴草帽为接头暗号。

那天下午，在北京建筑设计院，老狼穿着牛仔裤，带着他的女朋友，正式认识了穿着军装、戴草帽的高晓松。

晓松说：“我们乐队啥都缺，还缺主唱，你得唱几句!”老狼坐在晓松家的沙发上就唱了一首《我要的不多》。

我要的不多，

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

我要的真的不多，

无非是体贴的问候。

唱得很抒情，一如他的长相。

晓松后来回忆：丫唱《我要的不多》，全是面试套路。

接下来就是乐队成立，吉他手、贝斯手、鼓手、主唱都是清一水的大学生。

没有经费，乐器超级烂，吉他和贝斯不超过一百块钱，没有鼓槌，就用刷子把替代，音箱是用电子管收音机改装的。

牛哄哄的大音响，由清华“优质妇女”捐出400元生活费购得。没有话筒，主唱声音全靠干嚎。

就带着这一堆废铜烂铁，他们对着女生、对着啤酒、对着青春唱。没事时就跑到北师大、北外、中戏这些男女失调的学校找人茬琴，输了的当场摔一把红棉吉他。

时间久了，“青铜器”有了点小名气。那些年，年轻人愤世嫉俗，以灵魂的名义拍婆。

崔健一上台标准的小脚裤、布鞋;窦唯一上台，满身皮带，手摇一铃鼓，这才叫摇滚范儿。

有一回，青铜器受邀为外交人员的酒家暖场，大家长发披肩上台，大家想这么重要的场合，老狼一定会掷地有声来一句：我们是青铜器。

结果他很羞涩来了句：“我......我......我......我们都是学生!”后面准备打鼓，脸还埋在长发里的晓松，当场就嗝屁了。

这就是老狼，一个永远不会装，装也装不像的人。

这件事让高晓松调笑到现在，一直没忘。

1990年暑假。

海南一歌厅向青铜器发来邀请，老狼和高晓松漂洋过海就去了。

这哥俩只带了单程的车钱、船钱，挣不到钱，恐怕就得游回北京。

到了海南，老狼面试心切，一上台便紧张，一紧张就长高了三个度，高晓松心中直叫坏了!但见那几个“病痨鬼”式的乐手头头也不抬、无比默契地就跟上了B调，救了老狼和晓松一命。

歌厅一晚上唱就挣二十块钱，不唱滚蛋，老狼和高晓松就为了这20块钱拼命的干。

海南酷热，无数个在席子上泼了水还是睡不着的夜，老狼抱着吉他，晓松抱着叫“阿萍”的优质姑娘。

“我们的音乐在海南缺乏群众基础，又坚持不唱粤语流行歌，几天后就被歌厅老板炒了鱿鱼。”

两个人只剩下一张返程的钱，晓松说：“老狼，你先走，别管我，回去告诉同志们，我们没有投降变节，没有唱过粤语歌曲，我们坚持了摇滚乐!”

“放心，只要飞机不掉下来，一定完成任务。”

高晓松：你丫还要坐飞机。

老狼：没办法，海峡里有台风，所有船全部停了。时间紧，任务急，我得回去上课，航三儿要开学了。

晓松不想读书了，对于晓松来说，他不想要的生活，就会立即拒绝，他受不了标配的生活，受不了按部就班地清华毕业，然后国外读博，成为科学家。

至于想要什么，晓松就在路上找，他去了厦门，主业流浪，业余哄厦大一妹妹睡觉。而老狼呢，既然我不知道要什么，那就像大家一样继续读书呗。

老狼和高晓松

老狼大学毕业，去了一家智利合资公司画电子图、做设计，坐火车全中国跑。而晓松玩得风生水起，开广告公司，赚了很多钱，像个暴发户。晓松膨胀而张扬，老狼落魄而安静。

唯一不变的是青春热血。

1993年，香港大地唱片公司落户北京。晓松被推荐给黄小茂，黄小茂开着拉达车来了，一看晓松开着大林肯，就问：“我该给你多少钱才合适!”

回答：我不要钱，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必须让老狼来唱。他把老狼提溜过来，唱《同桌的你》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两个人都没意识到自己火了。

有一天，他俩去北京工体看球赛，发现周围观众都不看球了，而是盯着老狼看，然后蜂拥上来求签名。先是十几个，后是几百个。老狼个高，杵在那，一个个签名。本来还想给女歌迷签的，可是晓松早就把那活接了。

还有一次是演唱时停电了，老狼就打亮一支打火机开始唱《同桌的你》，第一排的人听得见，后面听不见的就开始跟着唱，一排一排，全场都把打火机点起来，没电的体育馆里顿时满天星光。

还有一次，老狼唱《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大家就跑上台喊：“我是你上铺的兄弟”，老狼一数，上铺睡了两三百人，快成危楼了。

当唱到“给我烟抽的兄弟”时，大家就把烟掏出来，别在老狼耳朵上，塞到手里，老狼一下子快成烟盒了。他杵在那，憨笑着、继续往下唱。

高晓松说那个年代用八个字概括：彪悍勇敢、简单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