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悖论，社会学家斯考特·费得1991年观察到的现象，用于研究和利用社交网络，跟踪和预测早期疫情的发展的方法。

友情悖论-简介

“友情悖论”是社会学家斯考特·费得(Scott L.Feld)1991年观察到的现象。“友情悖论”认为，在一个朋友“等级”的排位上，你最先想到的朋友，“等级”往往都高于你本人，也更接近社交网络的中心。

在社会学家眼里，“社交网络”并不是单是那些虚拟的、问“能不能加我为好友”的对话框，而是一张有血有肉的人际关系网，在那里有会与你经常碰面的人——朋友、亲戚、邻里和同事。你与他们的关系可以被简化为一张充满圆点连接的动态图，每一个圆点代表一个社会成员，每一条线代表其中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它们的互动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正在成为社会学家感兴趣的话题。

许多公共健康的领导人认为，社会网络学的研究可以应用到一些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去，比如通过对社交网络的信息进行分析，来跟踪和预测早期疫情。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是哈佛医学院一位从事医学和社会学跨界研究的教授。他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的一名教授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在科学杂志《PLoS On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通过研究2009年流感对744名学生所产生的影响，他们找到了一种早期检测感染性疾病爆发的新方法。这种方法从称之为“友情悖论”的理论而来。

友情悖论-预测疫情

受欢迎的人更容易生病

克里斯塔基斯和他的同事们推断，处于社会网络中心的这些人会比边缘地带的人更早感染(流行性)疾病。这通过常识很容易理解：社交“花蝴蝶们”接触病源的可能性当然比普通人高。在2009年流感季节临近时，克里斯塔基斯和费得设计了一个实验，验证他们的推断。他们联系了319名哈佛大学的学生，让他们列举出425名朋友，以这425个人作为“朋友组”，与另一个“随机组”做对照，通过自报症状和哈佛大学健康服务中心提供的数据进行对比、检测。

结果在他们意料之中。“朋友组”和“随机组”相比，提早两周出现了流感症状。而通过另一种检测方法，克里斯塔基斯甚至观察到“朋友组”疫情流行出现高峰期的时间，比“随机组”早了整整46天。克里斯塔基斯认为这对公共卫生而言可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简单地询问一个随机人群，让其列举自己朋友的名字，然后追踪并比较两组人群，我们就能够在疫情攻击社会整体人口前预测出疫情的走向，从而允许相关政府部门采取一种更早、更有力，也更有效的措施。”他说。

目前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要依靠有流感症状病人的就医情况和实验室测试的流感病人来确定流感情况。美国联邦卫生官员所使用的监测系统，往往需要两周或者更长时间，才能确定流感是否已经传入一个州或地区。

尽管理论上，分析社会网络病检测其中心成员的健康状态，是预测疫情暴发的理想方式，但要获取这样相近的信息必然费时耗资耗力，代价高昂。

你影响着别人的健康

这个朋友监视系统不仅能用于判断流感发展趋势，它还能被用于研究任何与传播有关的事务，如抽烟、体重增加等。

克里斯塔基斯和福勒曾在2007年发表过一篇关于肥胖的研究报道，他们发现肥胖可能是传染的，能够通过社会关系进行传播。如果你有朋友过度肥胖，那么你变肥胖的几率会增加57%。如果你朋友的朋友有肥胖症，你患肥胖症的可能性会高出25%;如果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个你可能都不认识的人—患有肥胖症的话，你患肥胖症的可能性会高出10%。克里斯塔基斯和福勒一直追溯到这种友情关系的第四重或第五重关系，这时他/她的身形才和你没有关系。

造成这一现象的机理可以有很多。一种可能是他们的行为传染了你。比如你的朋友对你说：“咱俩一起去吃点糕点，喝瓶啤酒吧。”另一个潜在的可能性是当他们开始增肥的时候，你对合理身形的概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的不再是行为，而是准则。

他们又开始研究其他的各种现象，吸烟和喝酒行为、投票行为、自闭症，甚至离婚─也都是可以传染的。最终他们发现人们的情感，无论是正面情绪还是负面情绪，都具有高度传染性。“我们有一种很本能的方式，在短时间内把情感传递给彼此。”克里斯塔基斯说。

社交网络既然能传递负面信息，也能够传递正面信息。现在克里斯塔基斯博士和福勒教授以及其他科学家，都在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利用社交网络促进公共健康水平的提高。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版了一本书，《联系：我们社会网络的神奇力量及其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

最近，克里斯塔基斯在美国的TED大会(科技、娱乐和设计大会—编注)演讲时详细地阐述了这一主题：“我认为我们组建社会网络的原因，是因为一个与人相连的生活模式要利大于弊。如果我总是对你很暴力，给你错误的信息，或使你难过，或让你染上致命的疾病，你就会和我断交，这个网络也就会瓦解。所以好的、有价值的事物的传播是维持、滋润社会网络的必要条件。因为我认为社会网络在本质上是与美好相连的，而我认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的正是更多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