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耀性消费 - 概念

所谓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指的是富裕的上层阶级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浪费性、奢侈性和铺张浪费，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财力和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

炫耀性消费 - 积极作用

1、炫耀性消费对生产有很强的拉动作用。炫耀性消费又可称为“显眼的消费”、“装门面的消费”、“摆阔气的消费”，富裕者总是要通过购买一些昂贵的奢侈品或大讲排场疯狂消费来显示自己的地位，要满足这些富有者的消费欲望，就需要生产昂贵的奢侈品，就要创造可供他们疯狂消费的条件和环境。

2、炫耀性消费有利于启动市场，拉动消费。消费需求的扩大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商机 炫耀性消费更是其中的最大亮点。上海顶级私人物品集中展示了顶级名车、游艇、私人飞机、珠宝名表、名酒以及各类豪宅别墅、高尔夫俱乐部、私人会所等。据统计，顶级私人物品展3天一共接待了超过7000位富豪，成交量达2亿元人民币。

3、炫耀性消费能增加国家税收，调整储蓄和消费的比重，并有平衡收入差距的作用。炫耀性消费能使相关产业升级和膨胀，高档消费的同时也依法纳税，对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国家税收有一定作用。而且炫耀性消费可以使相对富裕阶层的货币财富积累减缓.也可以给贫困阶层和打工族提供更多的赚钱机会，从而平衡收入差距。

炫耀性消费 - 消极作用

1、炫耀性消费使人们价值观扭曲，甚至导致个别人的腐化堕落。当人们看重自己的财富地位权贵身份时，就要尽其所能地去炫耀和攀比，把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定位在不断满足日益升级的炫耀需求上。在很多腐败案例中，一些高官为显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大肆进行炫耀性消费，并为满足欲望而放弃原则和法律，进行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直至腐化堕落。

2、炫耀性消费会导致资源浪费。有悖于创建节约型社会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投入大量的资本和消耗大量的资源生产炫耀性商品：为了摆阔一掷千金、大肆挥霍 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耗浪费了本可以节省的资源和财物。中国资源状况已经制约了经济发展，满足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基本需要的资源都难以保证，而炫耀性消费对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的耗费，则直接影响到创建节约型社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3、炫耀性消费使社会财富的效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和体现，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下降。炫耀性消费不仅使大量的奢侈品生产耗资巨大.而且这些消费者又以惊人的铺张浪费将奢侈品化为废弃物。享受不了的人有条件挥霍，需要的人又没条件满足。浪费的财富也只是满足了富有者的虚荣心.这无异于实际财富的低增长和社会整体福利的下降。

4、炫耀性消费导致社会生产导向不合理，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炫耀性消费使大量资源和财力投入到可供浪费的生产中。而社会为满足人们的真实需求正缺乏资源和财力的投入，大量的扶贫工程急需财力支持。所以炫耀性消费与我们的富民政策也是相悖的。

炫耀性消费 - 滋生消费病

豪华大厦、豪华别墅、豪华游艇、豪华汽车、豪华一日游、豪华套餐、豪华月饼……当今，消费领域的奢华景象层出不穷——

花200万元置办婚礼者有之，吃36万元满汉全席者有之，吃18万元“黄金宴”者有之，喝上万元一瓶XO和路易十三者有之，买标价1188万元的宾利轿车者有之。

在中国大型城市中，这些具有很强传染性的奢华“消费病”有蔓延之势。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分析说，奢华“消费病”的出现有深层的社会原因。由于之前人们的物质生活长期匮乏，所以格外重视物质，甚至常拿物质来炫耀。商家炒作，媒体渲染，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动辄比排场、讲气派的风气，又加剧了人们的物质崇拜。

有统计表明，中国内地目前的富有群体拥有大约1.5万亿美元的资产，而且财富还将进一步集中。他们正是创造中国奢华消费“繁荣”表象的主体。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辛志勇认为，富裕人群的膨胀，导致高档消费行为在各地迅速增多。当高消费群体增多时，出于从众、攀比和身份需要，人们逐渐从接受、购买到养成习惯，终致奢华消费者骤增。而当豪华消费变为一种依赖和消遣方式时，形同上瘾。“这是一种消费心理不成熟的表现。这种消费心理有待健全。”辛志勇认为，豪华消费实际上是一种炫耀性消费。

而炫耀性消费常常是虚荣的表现。专家指出，不可否认，中国高档耐用品消费群体确实已具相当规模，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消费者是尚不完全具备消费实力的“参照群体”。这些人进行豪华消费，目的在于仿效地位较高人群。在他们看来，是否拥有某些奢侈品甚至成为能否进入某个高消费群体的标志。

炫耀性消费 - 文化剖析

炫耀性消费满足的是“身份”、“夸富”和“面子”

心理很多时候，人们买一样东西，看中的并不完全是它的使用价值，而是希望通过这样东西显示自己的财富、地位或者其他。所以，有些东西往往是越贵越有人追捧。

这种奢华消费的模式，被制度经济学派的开山鼻祖凡勃伦称为炫耀性消费。

在凡勃伦的理论辞典里，商品被分为两大类：非炫耀性商品和炫耀性商品。其中，非炫耀性商品只能给消费者带来物质效用，炫耀性商品则给消费者带来虚荣效用。所谓虚荣效用，是指通过消费某种特殊的商品而受到其他人尊敬所带来的满足感。他认为：富裕的人常常消费一些炫耀性商品来显示其拥有较多的财富或者较高社会地位。

后来，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凡勃伦效应”，这种炫耀性消费的商品也被称为凡勃伦物品。后来的经济学家还画出了一条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大。经济学家们发现，凡勃伦物品包含两种效用，一种是实际使用效用，另外一种是炫耀性消费效用。炫耀性消费效用由价格决定，价格越高，炫耀性消费效用越高，凡勃伦物品在市场上也就越受欢迎。

消费心理学研究表明，商品的价格具有很好的排他作用，能够很好地显示出个人收入水平。利用收入优势，通过高价消费这种方式，高层次者常常能够有效地把自己与低层次者分开。

专家指出，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社会。在这个消费社会中，奢华和高档商品及其形象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符号载体”。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符号象征着人们的身份或社会经济地位。所以，在奢华消费中，人们追求的核心价值已不是商品的实际使用效用，而是炫耀性消费效用。

人类文化学家莫斯在他的《论礼物》里谈到，原始部落有一种“夸富宴”。每当一位酋长首领的家人去世时，都会举办夸富宴，惟此证明自己为神灵和财富所选，拥有万贯财富，方能维持自己的家长地位。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研究员王詠指出，奢华与夸富是伴随着等级制社会产生的，是传统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与人际关系的建构性因素，是一种作为社会分类和区分的“身份符号”。

社会心理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东方人的虚荣心比西方人要强，一些消费中也存在爱面子、好攀比的因素。在一些国人看来，是否有能力消费与夸富是在社会上有没有“面子”的重要指标，而“面子”的大小或有无也是中国人身份与地位的标识物。

炫耀性消费 - 对策求解

树立理性、科学、适度的消费观

哲人说：富有，未必快乐。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对财富的占有急剧增多。人们的财富越来越多，但却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忘却了拥有财富的初衷。

实际上，金钱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快乐才是最终目的。而炫耀攀比剥夺了快乐。

这就是现代人的尴尬处境。

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弗兰克在他的《奢侈病》中说，无节制的奢侈挥霍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凡勃伦认为，个人对虚荣效用的追求总是导致社会的浪费和效率的损失。

学者们还担忧，奢侈消费将对社会心理的平均承受能力构成冲击，从某种程度上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

专家指出，无论怎样的消费选择形成的消费支出都必须适度，量力而行。毕竟我们要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国情：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仍有几千万的农民还没有解决温饱，人均资源占有率低。因此，倡导和树立理性、科学的消费观，反对奢侈浪费，达到消费水平提高与物耗降低、污染减少，物质生活改善与资源节约利用的有机统一，已是必然。

抑制奢华“消费病”，应充分发挥消费税“调节消费结构”的功能，辅以可操作性配套政策;建立“制造商责任制”等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奢华消费;营造正确的舆论环境，政府和媒体大力倡导勤俭节约、量力而行的消费观。

中国人历来崇俭戒奢。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白居易说：“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极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暴殄而财乏用矣。”对国家，节约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对个人，节约更是一种美德。

炫耀性消费 - 中国式的炫耀性消费

欧洲人不论什么阶层，大多对奢侈享受都有一种复杂、奇怪、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神往与反感两者兼而有之。法国人的态度比较典型，法国人是个喜欢享受的民族，他们认为节俭固然是美德，奢侈也是每个人的生活权利。但在中国的市场化城市社会中，大多数人对奢侈品消费的态度通常都比较矛盾：一方面，从道德上对奢侈消费既妒忌又鄙夷，它是有钱人的标志，是奢靡享受的代名词，并且使用者大都是能搜刮社会财富的人，另一方面，内心并不排斥自己对奢侈品的向往，在自身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无不想尝尝奢侈品的滋味。在凤凰电视台的世纪大讲堂的一次现场测试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厌恶富人，但几乎所有的人又都想做富人。

一个标准的中国式奢侈品消费者存在两种分裂的形象：一种情况是平时穿着规矩的套装，进出于高档写字楼、政府大厦、高校大门，具有不同的学位，每年有各种机会和理由到国内外去参加各种会议连带旅游;另一种情况是穿着皮尔卡丹的西装，开着“广本”轿车，系着金利来皮带，用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告诉北京、上海或者广州的“友谊商店”的某位售货小姐“买块劳力士金表”。

中国式消费有一种标榜性和夸示性，这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炫耀式消费。西方的炫耀式消费具有普遍性和自然性，它是为了一种兴趣、一种生存感受性，或者保持一种与身份相应的教养和尊严，而中国的炫耀性消费是标志性的，不是为了生存感受和尊严，而是为了地位和身份：只有这样消费的一群人才能这样消费，只有这样消费的才属于这一群人，他们要借此区别与他人的不同，要标榜自己的社会地位，例如说，开一辆高不成又低不就的轿车，对他们来说是很神气的。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情况下，消费是一种权力和财富的标志，标榜性是这种消费性的主要特征：可以不这样做时和不可以这样做时，或者不必这样做时，都要这样做。

消费常常已经不是消费了，而是一些城市里的小农暴发户的代称，他们试图通过消费物品来把小农品位打扮得更有情趣，他们这种愿望是在和他们一样具有小农式消费精神的人群中实现的，有人欣赏和吹捧，他们才能自鸣得意。这种消费生存，既扭怩作态又哗众取宠，具有形式化、表面化、装饰化的时尚性和标榜性效果。

例如说，拥有一辆雅阁本田便可以使自己神气、使别人羡慕，这就遮盖了自己骨子里的小农的委琐，因为一辆小轿车的表现是很气派、很气质、很风度、很教养的。仗着读过学士、硕士、博士，在有钱挣、有地位撑、有前途奔的地方混着，家里不多不少刚好有两个书架排满着，依靠知识就是力量的伪装、依附于权力主流而暴发起来的人，成为追逐消费主义生存的主导人群。他们在消费时自以为自己像个贵族，把自己装扮得高雅时尚，可骨子里还是小农。

这使中国的消费行为与人们的生存精神和生存现实、与反映这种精神的文学的关系复杂化了，它让消费中的物质与精神的两个层面分离了，也让文学与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分离了，人们所看到的消费主义文学情景，由于其片面性和精神的虚假性，使人们无法从中看到更真实的现实。

炫耀性消费 - 做“官”是一种炫耀性消费?

200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空前火爆，报名人数与通过资格审查人数双创历史新高——全国有54.1552万人报名这次公务员考试，通过资格审查者为31.0656万人，竞争8400多个工作岗位，人才的供求比例高达37∶1。

公务员报考热浪灼人说明了什么呢?

报考公务员，在很多人看来不过是一种职业选择。但往深处一想，它折射出国人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

还记得小时候，父母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大小是个官，强似卖水烟。”在人们眼里，吃公家饭的公务员就是“官”，“官”编制外的村官也是“官”，而在戏台上被戏称为七品芝麻官的县“官”则更是父母官。

从这个角度上说，报考公务员就是想当“官”，喜欢做“官”。从中国数千年的文明演进历史来看，当官好、好当官的逻辑自然是秉承了“学而优则仕”这一“优良历史传统”，而国家近几年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屡创历史新高的事实则再度印证了这一传统。

将热衷做“官”的话题转移到市场供求的角度，自然不能不提德国人君特·普尔。1980年，君特·普尔通过对德国有关炫耀性消费进行调研，进而在其发表的经济理论分析著作中指出：“官”职位(产品化)本身也是一种炫耀性消费。

从这个角度上说，人们对公务员的热捧意味着公务员被贴上了炫耀性消费的标签，它被用来告诉别人贴上这个标签的人不仅与众不同，而且在智力、财富和社会地位上都高人一等。

在经过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GDP急速增长之后，富裕的中国人对奢侈品、炫耀性消费和身份的追求已成为这个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正是人们对炫耀性消费创造尊敬的迷信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思想的不谋而合，使公务员职位产生了溢价效应，引得国人竞相追逐。

有竞争才有压力，有竞争才有发展。想当“官”的人越多，报考公务员的人越多，自然要优中选优，其结果必然会提升公务员的整体水平，提高其忧患意识。从长远来看，必然会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不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创造出来的众多就业机会面前，如此众多优秀的人才热衷于当“官”做“官”，并且报考人数在某些地方竟比考研还热，不能不让人产生些许疑惑与担忧。

尽管，国家有关部门对出现这种情况给予合理的解释，如计划录用职位数增多、资格与身份限制条件减少、公开性与透明度增加与职位本身的吸引力增强等，可以消解不少疑惑，但并不能完全消除。比如说，有不少人宁愿弃现有职业的高薪而就公务员职位相对的低薪，报考管“官”的“官”(人事部)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其他“官”，等等。

对于上述高薪就低薪的疑问，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国家人事制度管理规范，安全性与可预期性较高，从而吸引力增强。不过，由此折射出来的问题却是，企业的人事制度管理不规范，安全性与可预期性较差。

而热衷于做管“官”的“官”，自然不能以安全性和可预期性一言蔽之。因为，尽管做管“官”的“官”本身也不过是一种职业技能要求，但如此巨大的供求缺口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热衷管“官”者的另类期待。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官”职位的法定授权意味着权力租金空间的存在，对权力租金的期待和追求就是权力寻租，寻租的结果自然是腐败的出现。所以，对管“官”职位的热衷乃至“官”本身的热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来的是对权力租金的期待，这一点自然是老百姓所不愿看到的。

由公务员考试报名火爆延伸到天价月饼、天价婚礼等炫耀性消费，这种“贵族情结”确实能够给社会带来富足，但是炫耀性消费引起的攀比会破坏消费者的理性，在某种程度上会改变某种资源在社会上的合理配置。就人力资源的分配来讲，对公务员的过分倾斜必然带来其他岗位上的人力资源配置不足。因此，正像奢侈品的消费超过一定的度就会走向浪费，从而走到尊敬的反面一样，对公务员职位的过分追逐也可能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奢侈品固然是一种性能优良的“与穷人为敌的武器”，但是如果它被使用得毫无节制，最终可能会像飞来飞去的武器那样，击中使用者自己。

炫耀性消费 - 专家观点

要警惕“天价”背后的腐败。从目前中国的国情来看，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中国目前还有几千万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城市中有相当数量的下岗工人和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极少数大款天价消费，不但不能拉动内需，还可能会激化矛盾，危及到社会的安定。

对这种豪华消费趋之若鹜的，其实是两大特殊的群体：一是沾改革开放光的那些富人们，他们要在这种消费中，找到身份与面子的荣耀感;二是公款团购群体。这类群体用公款买单，完全有本钱在追风攀比中肆意挥霍。这两类消费集群带动起的豪华包装之风，易造成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假象;扰乱了正常的市场运作规则，给商家牟取暴利留下巨大的空间。

政府机构、政府官员、名人、富人要率先告别豪华消费，因为他们的高消费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最大。当前，应提倡在有限消费的基础上追求有限的舒适生活，例如北方冬季供暖室温严格限制在16至20摄氏度之间;提倡可再生消费、绿色消费、阳光消费，尽量使用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资源;对高消费、一次性消费、破坏环境类消费、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要严加限制或取缔，一时难以取缔和限制的则要征收高税率。告别豪华消费，同样能够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同样能够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提供幸福的生活。

从经济理论上来讲，经济发展要求我们扩大消费，它能更大地促进经济发展。可是，理论用于实践，是指导而不是决定实践。所以在经济理论中，我们要讲究理性消费，要以最少的付出，得到最大的效用。从消费的发展规律来看，豪华消费之风也不可长。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实际上是可持续消费;没有可持续消费，就没有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一些城市的富裕人群中，存在着炫耀型消费、浪费型消费。适度负债消费有利于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但中国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部分年轻人完全脱离自身承受能力和实际需求，非理智型地过度消费，甚至不惜“高负债、高消费”，导致国内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百万“负”翁。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尚未建立起完备的个人破产制度、个人信用档案等，这种“小富即奢”的高负债消费行为缺乏必要的约束和风险控制。

虽然如今中国已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可中国可以奢侈了吗?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忧心忡忡地说：中国现在公布的2800多万贫困人口，是按人均收入600多元人民币计算的;而把人均收入再提高200元，贫困人口就高达9000多万。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国情”下，奢侈是不可行的。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不能提倡奢侈，更不能提倡炫耀奢侈。相反，我们崇尚勤俭，鼓励适度消费。建设节约型社会不仅体现在大项目上，也与每个人的日常消费息息相关。从我做起、从每一笔日常消费做起，才能在全社会形成文明、节约的消费风气，促进节约型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