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症 - 概述

据媒体近日报道，身份证越来越成为其主人的一种恐慌甚至噩梦———比如，身份证丢失或被盗引发的“乌龙案”比比皆是，或被警方错误抓捕，或被各种“乌龙”催款单缠身。据推算，全国每年丢失身份证的约在100万人以上。此外，身份证复印件的大量无度使用，也常常成为招致个人信息泄露“横祸”的重要来源。

“身份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依据《居民身份证法》，中国居民身份证法明确规定，“为了证明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的身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便利公民进行社会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制定本法”，“公民从事有关活动，需要证明身份的，有权使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拒绝”。这表明，身份证实际上是一种权利证，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便利公民进行社会活动”。但是有关新闻报道提供的现实素材说明，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以及人们流动性增加，身份证管理方面也存在不少难题，有时候“身份证”甚至异化为“身份症”，走向其制度设计、立法初衷的反面。很多报道中的种种噩梦，显然与立法目的格格不入。身份证不仅没有成为权利证，充分“保障权益”、“便利公民”，反倒成了损害权益、妨碍便利的一种工具，令许多公民深陷恐慌之中，不得不“捂紧身份证”。

异化原因

“身份证”何以异化为“身份症”，走向其制度设计、立法初衷的反面?除了一些直观可见的原因———如警方对于身份证的管理执法不够严谨、个人信息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外，我国身份证以及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不健全，才是种种问题存在的主要根源。以居民身份证法为例，虽然该法规定，不得“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但是，对于“遗失或被盗的身份证是否自动失效”，“管理部门采用遗失或被盗的失效身份证，应负什么责任”等更为具体关键的问题，却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另外，该法也缺少针对“身份证复印件”的明确法律定位，比如，查验身份证是否等于复印身份证，身份证复印件如何使用才算合法，等等。

当然，在居民身份证法之外，2009年2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侵犯个人信息罪”———“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就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它意味着，非法泄露个人信息不仅要负一般民事责任，也有可能负刑事责任。不过，仔细推敲新增的侵犯个人信息罪，同样也存在不够完善之处：一方面，犯罪主体范围明显过窄，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泄露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显然远不止“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另一方面，如何为“侵犯个人信息”进行举证，也没有特别的规定———如果沿用一般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显然不利于对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有效追究。事实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侵犯个人信息的事实比比皆是，但“侵犯个人信息罪”在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却较为罕见。

疗救方法

身份证沦为“身份症”，既是社会之症，更是法律之症。因此，若要疗救此症，就必须补足相关的法律漏洞——从法治着手，具体来说就是要在事前规制、事后惩戒等方面，不断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的力度以及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