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陷阱 - 简介

“拉美陷阱”也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20世纪7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如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前曾出现过一段发展较快时期。但是，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收入分配差距两极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弱势群体增多，城乡差距扩大，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社会陷入动荡，政局不稳，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拉美陷阱”的典型表现是城市化畸形发展。由于缺乏规划，当农村人口短时间内快速流入城市，城市没有足够的能力为迅速增加的外来人口解决住房和基本服务问题(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电力供应、给排水等)，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来到城市的大批农民，由于不能得到充分就业、收入水平低，逐渐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通常被迫在环境较差的地方建立住所，形成城市贫民窟。随之而来的是犯罪活动、暴力活动和各种骚乱事件时常出现，治安状况差，社会环境恶化。如今，几十年过去，拉美大部分国家人均GDP还在1000-3000美元间徘徊，就掉进陷阱中爬不出来，故称这种经济现象为“拉美陷阱”。

拉美陷阱的表现

从世界城市化的发展历史来看，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典型的表现就是拉美国家城市化的畸形发展，不仅没有给城市的健康发展注入活力，也没有给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生机，而且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被世界称为“拉美陷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快速流入城市

拉美国家的移民中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占绝大多数。拉美城市人口增长有40%来自农村移民。由于缺乏规划，城市没有能力为迅速增加的外来人口解决住房和基本服务问题(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电力供应、给排水等)，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

2、大城市出现大量贫民窟

大批农民来到城市后，由于不能得到充分就业，收入水平很低，又得不到住房信贷，不能得到合法的住宅。

3、城市中逐渐形成大规模的贫困群体

由于农村人口短时间内大量流入城市，但城市工业并不具备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进入城市的这些移民长期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或主要以自我谋生为主，许多人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人逐渐成为城市地区的“边缘群体”和贫困群体，且规模越来越大，城市贫困现象成为拉美国家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

4、过度城市化造成环境恶化

自然环境恶化。由于长期贫困和缺乏就业，穷人通常被迫在环境差的地方建立住所，大量居民一旦居住下来，必定会加重原本就已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

生活环境恶化。由于政府职能缺失，城市又无限扩张，尤其是贫民窟内居住条件极其恶劣，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设施极度短缺。

社会环境恶化。在一些城市时常出现暴力活动和各种骚乱事件，社会治安状况差、犯罪行为猖獗是拉美国家大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拉美陷阱”

第一，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拉美陷阱”中的混乱现象。拉美的一些国家，其农村人口曾在短时间内快速流入城市，使城市的移民中农村人占了绝大多数。拉美城市人口增长有40%来自农村移民。由于缺乏规划，城市没有能力为迅速增加的外来人口解决住房和基本服务问题(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电力供应、给排水等)，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

来得过猛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导致大城市中出现了管理缺位、乱象丛生、问题成堆、矛盾交叠的现象。中国现在走的是一条“重大轻小”城市化道路，即小城镇向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向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过渡和升级，使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所占比例迅速提升。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一圈又一圈“摊大饼”式的向外扩张，急于圈土地、造草坪、盖高楼、修广场、拓宽道路等，一个个“亮丽工程”纷纷登场，凸显发展“政绩”效果。结果违法圈占农村土地屡有发生，失地农民大量增加。这些因城市圈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与第一阶段乡村城市化进城农民不同，他们断了回到农村重新种地当农民的退路，变成只能在城市求职的边缘化市民。如果不能得到相应的职业和较稳定的住所，就只能聚集在公共用地、山头、河滩或更远郊区居住，形成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城中村”。虽然这些农民工聚集区与拉美贫民窟有本质差别，我们的农民工多是城市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者，但就住房条件、生产性质、卫生状况、本人和子女教育等说来，则颇有相近之处，有些已发展为具有较大规模的棚户区。由于城市里的人口急剧上升，超过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因而表现出城市化早熟和畸形发展的现象。这种情况被一些社会学家称之为“城中村”现象。在一些城市的城郊结合部或者繁华市区内，形成了聚集外来农民工进行生产、生活的特定区域。如北京的浙江村、安徽村、四川村，广州的石牌村、瑶台村、三元里村等。而“城中村”的异常畸形也是有目共睹的，“城中村”的规划、建设、管理极其混乱，外来人口膨胀，里面的出租屋成为黄毒赌的温床，“超生游击队”的藏身之穴，制假贩假者的乐园……总之，“城中村”给人们留下的一个突出印象，便是一个“乱”字。

第二，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大城市出现了“住房危机”，许多人只能在棚户区和违章建筑内安身。拉美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大批农民在短时期内涌入城市，使得许多进城农民包括一些城市居民均不能得到充分就业，收入水平很低，又得不到住房信贷，不能得到合法的住宅，导致大城市出现大量贫民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同样出现了严重的“住房危机”。表面看起来，我国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并不算低，如2006年的城市率已经达到44%，城镇人均居住面积近27平米。这样的居住水平已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接近中高收入国家的居住水平(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居住面积29.3平米)。但这种“被人均”的数字并不能说明问题，在剔除富人阶层的投资性房产和“一人多房”、“一户多房”的因素之后，大城市的许多贫穷的进城农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就很小了，而且居住条件很差，很多人没有合法住宅，许多下岗职工和普通打工者成了长期的“蜗居”族。

据人民政协网报道，目前，有两个相互对接的数据印证中国进城农民工住房条件较差：据对上海和北京流动人口的住房专项调查，两市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流动人口比例不足1%，多数流动人口不得不住在面积狭小、配套设施差的住房中，其人均住房面积不到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的1/3，更有许多农民工住在棚户区中或临时建筑、违法建筑内。

2007年在广州、北京、南京、兰州4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更能说明问题。根据4城市抽样调查的结果，平均而言，49.2%的农民工居住在由雇主提供的宿舍里。这个比例在广州最高(接近55%)，在兰州最低(41%)，部分原因在于兰州有更高比例的农民工从事服务业，而提供宿舍的形式多见于制造业。约有40%的农民工自行租房居住，其中北京农民工的租房率是这四个调查城市中是最低的，兰州市的这一比例最高。此外，北京和兰州都有较多的农民工住在工棚。就居住面积来看，只有10.6%的农民工的住所不到5平方米，而超过1/3的农民工的住所面积超过12平方米。不过，再进一步考察人均状况，情况就不够乐观了，首先是单独居住的比重很低，也就是说，超过90%的农民工没有私人房间;30.4%的人为2—4人共同居住，31.9%的人为5至8人共住，大约20%的农民工居住在9人及以上的宿舍中。多人居住的情况在北京最为突出，其次是南京。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和兰州的冬季十分寒冷，而在北京，超过一半的农民工宿舍没有供暖设施，在兰州这一比重达到60%。

第三，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大量贫困人口，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拉美国家也曾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形成大规模的贫困群体。由于农村人口短时间内大量流入城市，但城市工业并不具备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进入城市的这些移民长期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或主要以自我谋生为主，许多人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人逐渐成为城市地区的“边缘群体”和贫困群体，且规模越来越大，城市贫困现象成为拉美国家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

中国的农民工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庞大群体。一方面，他们的社会身份是农民，但又长期生活在城市;另一方面，他们的职业身份是工人，但又不是城市居民。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城市人，只有用“边缘人”这样的概念才能较为准确地表达出这个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他们本人及其家属往往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遭受各种歧视，生活在城市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来到城市，但梦想又往往被现实碾得粉碎;他们的权益随时可能受到侵害，他们的子女不能正常入学，他们没有任何保障形式的呵护，他们在城市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被封闭的城市体制抛向城市公共政策和城市管理的社会边缘。因此，这个社会群体越来越具有边缘化的倾向，这种新的边缘化贫困群体正随着我国局部的过度城市化而膨胀，成为当前城市发展中最大的贫穷群体。

相当多数农村贫困人口在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中，其社会地位、身份、生活状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而只是改变了贫困的存在形态即由农村贫困人口变成了在城乡之间流动的贫困人口，并成为生活在城市的无稳定工作、无稳当收入、无固定住所的“新三无”的贫困群体。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是为了寻求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收入。但目前，在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农民工的进入将在一定程度上使城镇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由于找不到工作，一些农民工生活便陷入了贫困境地。经济学家皮安澜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说，农民工正在成为中国最为贫困的群体之一。

出外农民工多数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他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以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而他们还面临工资偏低，拖欠、苛扣工资的问题。另外，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比较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也存在很多困难。

上海市总工会曾对工伤事故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中，死亡的农民工，占到全市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的近八成。

除此之外，他们也同样不时面临失业的问题。据《财经网》报导，一些中国外向型加工企业的停产和倒闭，导致失业民工不得不向农村回流，而回到农村后，部分民工将因为没有承包地或有地被征用和被流转，面临着无地可种的难题。

第四，中国过快过度的城市化进程造成了环境的恶化。拉美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一是造成自然环境的恶化。由于长期贫困和缺乏就业，穷人通常被迫在环境差的地方建立住所，大量居民一旦居住下来，必定会加重原本就已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二是造成生活环境的恶化。由于政府职能缺失，城市又无限扩张，尤其是贫民窟内居住条件极其恶劣，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设施极度短缺。三是造成社会治安环境恶化。在一些城市时常出现暴力活动和各种骚乱事件，社会治安状况差、犯罪行为猖獗是拉美国家大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

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同样存在着环境恶化的问题。

一些地方的领导存在着先发展后治理的错误思想，盲目追求经济快速增长，重视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对污染严重的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加以庇护;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打着“城市化”的旗号，过度地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房地产开发、城市建成区的扩张和大量圈地进行经济开发及“城市建设”。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大大小小的开发区达到8700多个，使生态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此外，相对落后的传统产业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形成严重的结构性污染;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造成资源能源消耗高、浪费大、污染重……目前，中国有五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居住在空气污染严重的环境中。城市空气污染包括烟尘、酸雨、光化学烟雾、可吸入颗粒物等，经过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和反应，形成复合型污染。空气污染和城市规模基本呈正向关系，大型城市空气污染明显重于中小城市，尤以人口规模在一百万至二百万的特大型城市空气污染为最重。目前城市空气污染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大气灰霾。近年来灰霾在黄淮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开始呈现区域性的特征，特别是在城市密集地区，这种现象更加严重。以珠三角为例，现在一年四季都受灰霾困扰，灰霾已经成为其主要的气象灾害之一。珠三角的灰霾已经客观上影响到了香港。室内空气污染也已成为城市空气污染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城市居民大部分时间在室内工作或生活，因此室内污染的影响不容忽视。

教训借鉴

一、城市化必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拉美落后的农业及错误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导致大批农民被过早挤出农村而无序地流入城市。农业基础是决定城市化模式和道路的关键因素之一。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大都建立在农业进步的基础之上，农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形成了互利的良性循环。与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城市化不同，拉美的城市化并非源自本国的经济发展，而是在本国农业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农业生产力还未达到相应高度的情况下由外力推动的。二战后，拉美国家大都片面地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认为工业的发展优先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甚至认为工业化是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最好办法，因此在经济结构改革中，采取了重工轻农政策，加剧了农业的衰败和落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大地产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导致大量无地农民失去在农村的生存基础。拉美国家都具有非常丰富的农业资源，这一优势本该好好利用，但拉美国家所选择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却未能充分发挥农业的生产潜力。相反，由于错误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在城市尚不能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大量农业人口就被过早地挤出农业和农村而盲目地涌入城市。导致城市人口爆炸，粮食供应不足，城市贫困加剧，国内购买力难以提升。事实证明，在农业相对停滞的基础上加速进行的拉美国家城市化，不仅使农村在发展中日益贫困，而且也导致了城市的贫困和危机，使城市化走入歧途。

中国已经进入了快速城市化时期，同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和拉美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在农业发展不足的情况下进入了快速城市化。2005年，北京的城市化率已达83.62%(北京市统计局：《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高速城市化并不是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自然结果，而是由外力——急速增加的流动人口所推动的，因此出现了人口资源环境的严峻形势和一系列城市问题。到2005年底，北京地区农村人均收入已超过7000元，远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但不及城区居民的一半，城乡差距仍然很严重，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受教育情况都与城区居民差别很大。全市农村劳动力文化和职业素质普遍偏低，70%的劳动力不具备转移就业的职业技能。 北京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强农业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素质任重而道远。值得庆幸的是，针对近年来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严峻形势，党中央及时出台了一系列重农、惠农的政策，从免征农业税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选择，特别是新农村建设，必将对我国近年高速城市化产生反推动力，促使我国城市化稳步健康发展，为北京人口调控，解决城市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二、必须遏制低效益的传统第三产业的过度膨胀。拉美传统第三产业过度膨胀，导致人口在城市的畸形聚集。第三产业不仅在就业结构中占有最大比重，其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是最大的。相对于落后的农业和薄弱的工业而言，第三产业是拉美产业结构发展中最为合理的一部分。它不仅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而且对国民经济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第三产业应该是能够促进城市化进程良性发展的产业。但是，进一步剖析拉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与城市化的关系，就会发现拉美国家的第三产业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性质有着根本的不同。

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是与工业化良性互动的产物，是以工业现代化为基础的，是高附加值的现代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房地产、旅游业等。而拉美的第三产业主要是传统的生活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十分短缺。与发达国家不同，拉美的第三产业不是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壮大的，而是脱离工业基础的过度膨胀。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及错误的发展模式，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大量进城农民由于缺乏技能，只能进入低端的餐饮、批发零售、家政等简单的生活服务业。实际上这只是把农村的就业不足转嫁到城市，不仅使第三产业成为各种隐蔽性失业集中的场所，而且造成了低效益的传统第三产业的过度膨胀。由于工业发展的相对滞后，传统第三产业过早地成为推动拉美国家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事实证明，这种并非源自城市生产基础的需要，而是由低端服务业不成比例膨胀所推动的城市化，很难形成产业经济与城市化进程的相互促进与良性互动。由于缺乏以现代交通、通讯、金融、信息等为核心的现代生产服务业，拉美第三产业无力在结构和质量上持续发展以支撑城市化;而城市经济的缓慢发展，也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服务的需求，从而抑制了第三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规模的扩张。尽管拉美第三产业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但是没有工业现代化做后盾的第三产业，只能暂时缓解就业压力，不能解决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严重的城市问题。拉美城市的过度发展和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同第三产业的恶性膨胀是分不开的。从拉美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状况看，第三产业的膨胀显然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影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可见，城市化是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合理的产业结构是城市化的有力支撑。由于拉美国家农业薄弱，无力成为城市化的有力支撑;工业化也因战略选择失误而错失发展良机，城市化只能由过度膨胀的第三产业推动。而仅靠传统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提升社会经济和物质文明，这就造成了当今拉美城市经济低迷的现状。北京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其质量与构成存在与拉美同样的问题——低效率、低质量的生活服务业已经过度膨胀。比如，北京的餐饮住宿、批发零售、废品收购的从业人员主要是流动人口，其数量规模之庞大早已远远超出北京的正常需求。2004年，第三产业极为发达的香港，从事批发零售、餐饮住宿的人员仅占总人口的8.6%(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编《2006年香港统计数据一览》计算)，而北京相应行业的从业人员却占城镇人口的12.8%(根据《2005年北京统计年鉴》数字计算)。拉美的教训是人口失控与传统第三产业的无序发展和恶性膨胀有着直接关系，这种恶性膨胀的第三产业是造成人口失控和过度城市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北京必须引以为鉴，调整、规范传统第三产业，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提升第三产业的结构和质量。

三、必须避免以大城市急剧扩张为中心的城市化道路。错误的城市化道路是拉美陷入过度城市化的主要原因。拉美地区开始工业化并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时，大部分人只看到了其中的积极因素，认为这种快速而集中的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可以为工业化提供市场和劳动力，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当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并随之产生一系列城市问题时，他们认为这是城市化所固有的，是拉美“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固有的，在接受“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情况下去考虑消除其城市化的后果毫无意义，甚至是错误的。虽然也有少数人指出，相对当时的经济结构，拉美地区存在着“过度”城市化现象，城市化速度应该减缓，城市发展应该分散，但这种观点始终没有引起重视。

拉美城市化道路始终是以大城市急剧扩张为中心的。过度集聚化的城市发展，使得人口、投资向大城市集聚，为了应对大城市人口无节制的增长，政府只能加大对大城市的投资，于是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又引发新一轮的人口迁移。这种恶性循环是加剧拉美过度城市化的重要原因。

中国社科院《2006年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显示，京津冀地区北京、天津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4000亿元和3000亿元，但其他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均在500亿元以下。河北人均GDP与北京相差五六倍。在北京周边存在着大面积的贫困带，京津周围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北京对周边地区的吸附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人口资源不断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迟缓，进一步拉大了区域差距。北京形成了孤岛式的特大城市，极易陷入拉美特大城市的恶性循环中。因此北京必须加快区域统筹发展的步伐，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强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扭转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区域长期发展迟缓的局面。缩小周边地区与北京市经济发展的差距，从根本上避免北京陷入拉美特大城市的困境。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已经把首都的发展放在区域发展中筹划，提出按照国家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开发的整体部署，发挥首都科技创新和研发中心集聚优势，这为避免北京陷入“拉美陷阱”创造了区域条件。

四、及时合理地引导和调控人口流动是政府的职责。政府管理缺位及政策导向失误，是拉美城市化失控的重要原因。首先，拉美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长期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政府的态度先是放任自流，后是束手无策，未能及时合理地遏制和引导国内移民潮。与发达国家不同，拉美农村促使农村移民潮产生的原因并不是因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是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错误的农村现代化模式使得大量农民因农村无法生存而涌入城市。而此时拉美国家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尚不具备吸纳大量就业的能力，农村人口大规模的转移必然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及时合理地引导和调控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拉美各国政府认为农民向城市的迁移是城市化的自然现象，农村大量劳动力的流出，可以缓解农村的社会冲突，因而对自发的移民潮从来不加引导和调控。其次，在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拉美政府放任其城市化沿着以大城市急剧扩张为中心的路子发展，以致大城市人口压力过大。原本以为可以缓解的农村社会冲突，也随之转移到了城市，造成诸多更难解决的城市问题，各国政府此时再想去遏制移民潮已经很困难了。为了缓解压力，政府只能加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善城市的社会生活条件，结果又导致城市引力的增加和更多移民的涌入，拉美的城市化由此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从北京的现实情况看，近10年来北京经济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实际就业人口却呈下降趋势，劳动力参与率不断下降，失业率提高，失业人数增加。说明经济的增长并不依赖劳动力的增加。所以北京已有人口规模，已有劳动力规模并不是不足，而是过剩。大量结构性失业及就业不充分的情况表明进京务工的流动人口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政府及时合理的引导和调控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政府的职责。北京要实现国务院批复的人口规模控制目标，必须首先建立一个长效人口管理机制，完善人口调控体系，制定有效的政策法规，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