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序良俗 - 含义

公序，指公共秩序，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需的一般秩序;良俗，指善良风俗，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需的一般道德。中国现行法因受前苏联的影响，未使用公序良俗等字样，而以“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来表达出同样的精神。

民法之所以需要规定公序良俗原则，是因为立法当时不可能预见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和道德秩序的行为而做出详尽的禁止性规定，故设立公序良俗原则,以弥补禁止性规定之不足。一方面，限制私权，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另一方面，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可直接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进行裁决。因此，各国都将公序良俗等道德引入民法中，成为近现代民法的重要原则。

公序良俗 - 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于民法制订之初，乃是对契约自由进行限制，但于今，公序良俗原则则被视为与诚信原则同等的私法领域的大原则：私法上权利的行使、义务的履行，须在此范围内，始视为正当。诚信原则是在法律自由之基调上，从法律内部对当事人间的权益加以调整修补，而公序良俗则是在同样的基调上，自外部对之加以限制 。

公序良俗原则是学者根据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立法用语而对中国现行的民法原则规定进行概括而得的，中国现行法因受前苏联民事立法及民事理论的影响，未使用公序良俗等字样，而以“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来表达出同样的精神，“社会公共利益”在内涵与作用方面同“公共秩序”相当;“社会公德”则与“善良风俗”相当。公序良俗原则在诸多民事立法较好的国家都有明文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6条规定，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 《德国民法典》第138条规定：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无效。 《日本民法典》第90条规定：以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事项为标的的法律行为无效，等等 。

理论依据

公序良俗原则基本理论依据是：“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和“权利不可滥用”的辨证统一性。“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意味着民事主体在不违背强制性法律规则和法律不禁止的条件下，可自愿选择满足或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为。“权利不可滥用”意味着对民事主体权利行使时，其行为应符合善良风俗习惯，并不损害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一般的公共秩序要求。尤其是在法律不足以评价主体行为时，公序良俗原则可以限制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及权利滥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一贯注重“德行教化”的作用，并以此造就了中华法系偏重伦理性的法律精神，这为公序良俗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用，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同时，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市民社会生活与交往日趋繁荣与复杂，这又为公序良俗原则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公序良俗来源于民事法律调整的固有缺陷，即市民社会生活交往的广泛性、复杂性、不稳定性与法律的不可穷尽性之间的矛盾。公序良俗原则的任务则是解决这一矛盾，以弥补法律的不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社会正义。

公序良俗 - 基本特征

民法之所以需要规定公序良俗原则，是因为立法当时不可能预见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和道德秩序的行为而做出详尽的禁止性规定，故设立公序良俗原则，以弥补禁止性规定之不足。公序良俗原则包含了法官自由裁量的因素，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因而能处理现代市场经济中发生的各种新问题，在确保国家一般利益、社会道德秩序，以及协调各种利益冲突、保护弱者、维护社会正义等方面发挥极为重要的机能。当遇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和社会道德秩序的行为，而又缺乏相应的禁止性法律规定时，法院可直接依据公序良俗原则认定该行为无效。

公序良俗 - 类型

日本学者我妻荣运用判例综合研究法，将违反公序良俗行为归纳为以下七种类型： 1：违反人伦的行为;2：违法正义观念的行为;3：利用他人窘迫、无经验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4：极度限制个人自由的行为;5：限制营业自由的行为;6：处分生存基础财产的行为;7：显著的射幸行为。此即著名的“我妻类型” 。

中国学者从了学理上概括违反公序良俗的类型有：1：危害国家公共秩序类型;2：危害家庭关系类型;3：违反性道德行为类型;4：射悻行为类型;5：违反人权和人格尊严类型;6：限制经济自由的行为类型;7：违反公平竞争行为类型;8：违反消费者保护的行为类型;9：违反劳动者保护的行为类型;10：暴力行为类型 。

公序良俗 - 标准

由于公序良俗内容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需由法官自由裁量，但裁判者的“自由”并非无限度，必须加以规范和限制，统一对公序良俗的认定标准。

公序良俗”实质上就是中国法律上的“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德”。问题是，什么叫“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法律上没有列举，也没有规定明确的判定程序，目前，须由法官自由裁量。但对其价值内涵应当明确，并不是所有的秩序、利益、风俗都是“公序良俗”，应以正义、灵活、安全为价值标尺。正义,即通过公序良俗原则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这是公序良俗原则所要求实现的最高价值。灵活，即适时、适事、适人进行调整,能够较多地满足社会价值需求。安全，即可预见法律对自己未来行为的态度，不必担心来自法律的突如其来的打击。公序良俗原则其安全价值是较低的，为了平衡人们对安全价值的要求，法官在自由载量时，对公序良俗原则应是有节制地使用。

公序良俗 - 认定对象

违反公序良俗的判断对象，应是当事人所从事的法律行为，非当事人约定实施或已经实施的行为。

其次，在判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时，可根据案件性质考虑民事行为的动机。

公序良俗 - 与法律的关系

“公序良俗”是一个社会能否正常运转的道德基础。那么，“公序良俗”与法律到底谁大?对此，有关专家指出，公序良俗与法律是统一的、一致的，二者之间并不矛盾，更不存在谁大于谁的问题。对于人民法院来说，虽然在审理案件时要追求迅速高效，更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公民的合理权益。这就要求我们执法者在熟练掌握业务知识的同时，也要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据悉，在《侵权责任法专家意见稿》中，“公序良俗”将成为其中的一条重要的法律原则。由此可以看出，法律确立“公序良俗”原则，从立法技术上讲是为了应付“法无明文规定”但又需要法律“说话”时的“立法意外”;从立法意图上讲，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保护弱者权益，实现社会正义。

公序良俗 - 民法应用

在民事立法领域中的应用

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的重要基本原则，它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对各项民事法律制度和全部法律规范起指导作用，是制定、解释、研究民法的出发点和依据,其在民事立法上的指导作用，各学者认识基本一致。

中国社会主义法，在本质上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因此,立法必须反映保障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在现行民事法律法规中都能找到体现公序良俗原则的条款。《民法通则》第七条之规定是公序良俗原则最直接的法律表现形式，另外第五十五条第(三)项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是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否则，根据第五十八条第(五)项之规定，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无效。这些条款的内容仍然比较概括抽象，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可以直接体会到公序良俗原则对立法的指导和影响。《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在《继承法》中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对不尽扶养义务的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少分。这些条款无不体现了公序良俗原则的应用和影响。

2000年6月，广东出台《关于处理在婚姻关系中违法犯罪行为及财产问题的意见》地方性法规，规定男方给“二奶”的财产不属于“二奶”，而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虽然立法的科学性还有待商榷，但不难看出，广东的这一做法正是公序良俗原则在立法上的作用。公序良俗原则要指导行为人的民事活动，就必须将其法律化，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制约人们的民事行为，若不将公序良俗上升为法律，制定到法律的条款中去，公序良俗将可能成为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空想。

在民事活动领域中的应用

一方面，国家通过公序良俗原则的要求制定相应的民事法律法规。将其上升为强行法规后对社会成员产生具有普遍性的强制约束力，要求行为人必须遵守。如在《收养法》中规定，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时,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由于无配偶男性收养女性时，若年龄相仿或相差不大，极易产生不良甚至是不法行为，以收养的合法形式掩盖以非法为内容的目的，造成性关系和家庭伦理的混乱，有背于公序良俗原则，必须加以禁止。

另一方面，由于民事关系的复杂性、广泛性、灵活性和法律本身的滞后性，民法中不可能对各种民事关系都一一作出规定。法律的空白地带为人们行使权利留下了更广阔自由的空间，但并不意味着权利不受任何限制。在法律规定不明及无规定情况下，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成为社会的必然要求。历史的实践证明，民法私权的过度膨胀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混乱，权利个人本位已趋向公序良俗等原则约束的社会本位。

在民事审判中的适用

在大陆法系民法中，公序良俗原则主要用来控制法律行为，违反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无效。在中国，司法实践中也曾出现援引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作出判决。应当看到，法院在判断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时，一般要经过两个步骤：首先是确认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相应的公序良俗，也即查明公序良俗的内容;其次才是认定系争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在民事审判中，运用公序良俗时可以遵循一些的依据。

(一)在民事审判中的判断主体

在美国，违反公共政策是一个由法院主动提出的问题，而不是只能由当事人提出。在具体的案件中，就公序良俗的内容以及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的问题，当事人、律师、专家学者以及新闻媒体等固然可以发表各自的意见，但判断公序良俗的决定权，始终掌握在法官手中。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因为在当事人不申请对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进行认定的情况下，如果法院不主动认定公序良俗的存在以及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就有可能使自己沦为执行当事人的不法意图的工具。既然对公序良俗的判断是在司法过程中才会出现的问题，且法院应依职权认定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所以判断什么是公序良俗的权力，只能归属于法院，也即只有法院才是判断公序良俗的主体。

(二)在民事审判中如何判断

法官在判断一个法律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是否违反善良风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一是法律行为的客体是否违法：二是法律行为的内容是否违法;三是法律行为所附条件是否违法;四是动机或目的是否违法。法律行为的客体是当事人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如客体本身具有违法性和反社会性，则法律行为为违法行为或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法律行为的内容为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如当事人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具有违法性或反社会性，法律行为即为违法行为或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如不结婚之约定、负担杀人等犯罪行为义务之约定、私通之约定、赌博行为等。即使目的或动机善良，不具有违法性，但法律行为内容违法或具有反社会性，法律行为即无效。一定法律行为的内容因与金钱相结合，而违法或违背公序良俗。还有一种是，法律行为本身并不违反法律、公序良俗，但条件的违法性或反社会性，可能影响到法律行为的效力。只要，于条件成就时，履行该法律行为有助于增长反社会行为的危险，条件的违法性将导致法律行为无效。最后，动机或目的具有违法性或反社会性，致使法律行为无效。一般说来，动机是推动行为人去追求某种目的的内在动力和内在起因。目的是在一定动机的推动下，希望通过实施某种行为达到的某种结果。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评价，一般并不去考察当事人的动机和目的，但当动机或目的与法律行为相结合，有助长反社会行为实现的具体危险时，法律行为也具有了反社会性。当事人的非法目的和动机就会导致法律行为的无效。

(三)在民事审判中判断的时间

法官在判断一个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时，应以什么时间为准呢?在德国，司法判例大多是根据当事人实施法律行为时存在的实际关系和价值评判，来判断其是否违反善良风俗的。这种做法具有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的优点，有助于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原则上可资赞同。其缺点是没有解决合同成立时符合公序良俗，但在合同存续期间却因环境的变化而导致合同违反公序良俗的问题。国内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赞成德国的做法，认为应以法律行为成立之时作为判断的基准时。法律行为在成立之时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的，即便其后公序良俗发生改变，该法律行为也不因此而变为有效。另一种观点认为，应根据合同是否已经履行来确定不同的基准时：如果合同已经履行，就以合同成立时为判断的基准时;如果合同尚未履行，而合同在成立时是有效的，但在此期间内公序良俗发生变化，则债务人得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拒绝履行合同。笔者比较赞成后一种观点，后者在处理上显得比较灵活，既注重维护合同成立时的公序良俗，又适当地照顾到法官进行判断时的公序良俗。

(四)是否应考虑当事人的主观认识

法官在判断公序良俗的内容以及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时，是否需要考虑当事人的主观认识?无论是判断公序良俗的内容还是判断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都不需要考虑当事人的主观认识。其原因在于，公序良俗乃是社会一般利益和一般道德观念的体现，是独立于当事人的主观认识之外的一种客观存在，不以当事人的主观认识为转移。因此，在认定法律行为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时，不需要考虑当事人主观上是否认识到相应的公序良俗的存在以及自己实施的法律行为是否违反了这种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在民事审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民事主体滥用权利以及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的行为进行了必要的限制;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社会弱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社会正义理念得到了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