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克隆生 -概述

假大学生事件层出不穷，已成清晰完整的产业链。其造假手段的隐蔽、完备以及安全系数之高，远超罗彩霞事件，非教育部的清查举措所能打击…… 产业化通过户籍警办出大批虚假人名的真户口，然后雇佣替考枪手用户口上的名字参加高考，之后拿着高校录取通知书、户口、学籍等一整套东西，待价而沽。有专业人士称如此“克隆”出的大学生至今都很安全。

克隆手段

一、最“低级”的冒名顶替

2007年7月，名叫张阳的信阳籍男生被河南西南部一所二类本科院校录取。9月，2007级新生开学的时候，张阳并未来该校报到。

张阳的“缺额”信息，通过该校内部人员隐蔽的传递、运作，化成一个匪夷所思的现实：10月，2007级新生报到就绪、军训结束后，一名自称“张阳”的冒名顶替者出现在学校里。

每年，该校新生报到结束后，总有假张阳这样的学生到来，时间持续到年底甚至来年的第二学期。

“凡是这样的学生，都是有关领导们领着来的。领导跟辅导员说得也很清楚：‘这是假学生，多照顾，有事提前打招呼’。”“张阳”所在院系的学生工作负责人高明告诉记者。

高明介绍，假张阳的所有入学手续都由学校内部人操办，当他出现在院系的辅导员面前时，已是无足轻重的最后一关。

入学后“张阳”很快融入活泼、热情的同学群里，社交表现与其他学生并无二致。唯一明显的区别，就是成绩差，与其他冒名顶替者一样，老是雷打不动地排年级倒数。

自己真实的姓名，“张阳”极少与人提及，高明也心照不宣。甚至到“张阳”三年后被清退之时，高明仍不知道他真实姓名。

这种造假的方法是很拙劣的。

一旦被顶替的学生重新考上大学，根据现在教育部的清查办法，姓名、身份证号码重合的问题肯定会暴露，造成冒名者的学籍无法注册，也面临被清退的危险。

而“罗彩霞事件”的曝光，正是这种风险的体现。“假张阳们”多来自于二三类本科院校、特别是民办高校、二级学院。由于近些年的财务方面的压力，刻意放松对招生工作的管理，以致造假频繁。

2010年5月，《中国青年报》披露了商丘科技职业学院主动招收假学生的事例。

自建校以来，这所民办学院每年都有大批被录取但没来报到的学生。迫于财务压力，校方主动联系考分不够的学生，让其顶替不来报到的学生入学。

据南都记者的调查，“假张阳”的炮制方法，可说是技术含量最低的一种。还有两种炮制方法，更为隐蔽、安全。

二、炮制“安全”的假学生

调查显示，第二种炮制假学生的办法，即考生之间购买录取者相关资料。

顶替者全套买下被顶替者的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户籍、学籍等资料，被顶替者则将户籍、身份证等资料重新办理，变成另外一个人，来年再考。

当年高三同届的同学中，有一名与他同姓的人考上了这所学校，但是这名学生不愿意去就读。于是，在班主任牵线下，吴浩买下了这名同学的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户口、学籍等。

以后，吴浩就改换成这名同学的名字，吴浩的家人也帮该同学重新办理了一个户口，该同学根据户口重新办理了一张身份证(与原身份证号码不一样)。虽然该同学没有改名字，但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第二年，该同学考上了河南另外一所大学。吴浩一直没有和他见过面。

高明的系里有名女学生，在很多公开场合称自己是冒名顶替的假学生，她的新生登记表中，“曾用名”一栏里也赫然填写着自己的真名;还有一名女学生，与高考准考证上的照片明显不符，她去申请助学贷款，申请书要求家长签字，她表现得非常紧张，因为在学籍档案中，她的“父母”，并非她的父母。

第一名女生顶替了新疆的一名学生，第二名女生顶替了他们高中同班的一名学生。同样，被顶替者也是更换了户籍资料。

商丘市一名精于此道的专业人士介绍：买到通知书的学生，不但要付钱给买家，也要打点大学招办、辅导员等;再者，虽然高中时的一套档案(普通高中毕业生登记表、团组织关系、体检表等)可以通过高中老师造假，但是身份证、高考报名表、准考证等证件上的照片与本人均不对照。

这种方式(买现成的通知书)成本大、风险高，所以，做不大，无法形成产业。做假学生生意的人，一般不用这种方法。

三、即学生造假的产业化状态

卖方不是真实的被录取的学生，而是手握完整的大学录取资料的专业造假人士。

“产业化”炮制程序：

高考前，专业人士会通过派出所户籍警的关系，办出大批虚假户口，称其为“虚假户口”，其实也是真的，因为在

公安部门的户籍系统有注册。专业人士出手大方，假户口一办就不少于10个。

这种虚假的“真”户口上的人名，一般都是很常见的张王李赵之类的姓，这样好卖，因为很多人尤其是男生一般不愿意改姓。

然后，专业人士通过学校的关系找来替考的“枪手”。“枪手”根据假户口办出临时身份证，再以临时身份证在当地报名高考。

在高考报名前，专业人士也通过高中的关系，办理好了所需学籍。

替考学生考完试、录取、拿到通知书后，专业人士给他们报酬(一般之前就付有定金)。2万-4万元不等，像商丘师院这样国家第二类本科院校，一般是3万元。

拿到报酬后，替考学生的使命也就结束了，临时身份证的使命也结束了，因为临时身份证的有效期仅有3个月。

这样，专业人士们拿着一整套东西：高校录取通知书、户口、学籍，待价而沽。

“商丘师院的通知书，前两年卖到6万左右，去年开始风声紧了，要8万以上。”上述专业人士介绍。

买家买了，就用这个假人的名字去上学，通过假户口，再办出一个二代身份证。这样，假学生的身份证、高中的学籍档案等都是真的。

反思

教育部的清查风暴有了相应成效，但对于更为隐蔽的假学生，恐非行政体制下的一次行动所能肃清的。清退之后，仍留有遗祸，且对于一条已经成熟完善的造假产业链而言，其源头尚未切断。

据知情人士透露，上文所述被《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商丘科技职业学院，因假学生问题暴露，该校的升本计划被无限期地取消了。

前文提到的一所商丘民办本科院校2007级三名假学生向记者透露，他们虽然还在大三，但因商丘科技职业学院的事被揭发，学校已通知要将他们“提前毕业”，与06级的学生一起离校。这三名学生分别来自两个系。

“提前毕业”是一个清退的借口。

“这三名学生被查出来与别人同名同身份证号码。学校主动招人家进来，现在又清退人家，害怕被告状，所以改口叫‘提前毕业’。”知情人士说。

截至记者发稿，这三名学生尚没有拿到所谓的“毕业证”。

大四年级的假学生如何清退?据记者了解，该校也没有拿出具体办法。但是，目前该校大四的全体学生都没有拿到毕业证。按照学校的常规，每年6月中旬，毕业生该毕业离校了。

“大四这一届被查出来的假学生较多，核查清退进度慢，自然也殃及了真学生。”知情人士说。

目前的窘境，足令高校的决策者们深思。

然而，消灭、杜绝更为隐蔽的假学生炮制行为，恐非教育系统力所能及。

“控制假学生的源头在于控制户籍，这是唯一的办法。”上述商丘专业造假人士告诉记者。他说，假学生现在确实不好做了，因为户籍控制得很严。

“落实力度很强。户籍警现在得把户口上的人一个个落实，老人小孩儿一个不放过。”上述商丘专业造假人士告诉记者。

2009年以后，即使临时身份证上的照片信息也会被公安厅采集。而且，公安局内部的户籍信息上必须有照片，要求与身份证上的照片一致。

上述专业人士说：“商丘每年都要处理一批户籍警。我去年找原来的关系去办，都不敢办了。今年更是如此。”

禁绝应当“硬执行”

“罗彩霞”案发生之后，“高考公平”长时间内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2009年以来，类似的“罗彩霞事件”屡屡曝出，教育部于当年下半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清查高校冒名顶替假学生，部分高校存在类似“罗彩霞”的“克隆”大学生并不鲜见。

类似罗彩霞案中，直接通过关系冒名顶替的“克隆”手段已是低级方式。作为升级版，通过全套购买被顶替者的资料，为被顶替者重新办理户口，更换身份资料都显得有些过时，产业化地批量制造高校“克隆生”在一些地区已经见怪不怪。

中宜教育国内考试研究中心教研组组长戴斌认为，目前高校的“招生权力”过大，是一个隐患。对于多数人来说，高考录取向外公布的信息太少，除了被动的被告知结果以外，没有更多合法的渠道可以了解到更多情况。在信息的缺失之下，高考录取的有些环节已经成了一个“黑箱”。

回顾罗彩霞案件，教育部曾明令规定，“录取通知书不得通过个人或中介转递”“高等学校在新生入学后要加强对考生的资格复查”。然而，在权力和关系面前，这些“硬规定”却形同虚设。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卫明分析，阻断高校“克隆生”制造链条，缺的不是各种规定，而是实实在在的“硬执行”。需要注意的是，在一系列冒名顶替案中，多数涉案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往往只是受到行政或党纪处分，鲜有涉案人员被处刑事处罚。另外，对受害人的民事赔偿往往过低。

戴斌等多位专家建议，对在招生过程中破坏招生秩序的高校或高级中等教育学校，要依据相关法规，视情节分别给予处理;明确招生审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在录取通知书上印上考生照片，培养公众的鉴别力;弱化招生单位核心权力，用“集体招生”制度杜绝“个人招生”的随意性。

一些教育专家建议，是否可以考虑建一个全国联网的招生核查系统，高校也应进行必要的入校比对核查工作，共同提高冒名顶替的难度和风险系数，以彻底遏制类似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