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是禁止垄断和贸易限制的行为。反垄断是指当一个公司的营销呈现垄断或有垄断趋势的时候，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的一种干预手段。在19世纪末期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反垄断就成为了各国规制的对象，各国均采取严厉的立法来进行反垄断的法律规制。中国自加入WTO以后也积极担负反垄断的责任，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就宽带接入问题，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展开反垄断调查。如果事实成立，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可能被处以数亿至数十亿元的巨额罚款。

我国反垄断形势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WTO专门委员会副主任黄文俊律师认为，这是我们加入WTO应对不足的表现。把狼放进来了，却没有带上皮鞭，让他们在羊群里胡作非为。

黄文俊说，入世后跨国公司迅速在中国攻城拔寨，占据市场垄断地位，打乱了原来关于反垄断法出台的如意算盘。原来的计划是将180家大型国有企业合并至30到50家，组成联合舰队，在规模上可以与国际巨头抗衡时，再推出反垄断法，否则合并行为会与法律抵触。在我们一厢情愿的整合自己的时候，跨国公司以惊人的速度杀进来了。他们通过合并企业、滥用市场垄断地位、在产品价格和数量上建立核心卡特尔等一系列不正当竞争行为，打击国内企业，确立霸主地位。

跨国公司心里很清楚，他们在中国这一系列做法在本国都是不可想象的，一定会受到反垄断法律的制裁。黄文俊每年都要接受大量的跨国公司咨询，如何规避我国现行的关于反垄断的法律。跨国公司“精明”的利用了中国企业组建联合舰队的时机，趁着反垄断法尚未出台，攫取最大利益。等到反垄断法真正出来时，中国的广阔市场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了。

黄文俊指出，跨国公司在华垄断行为的泛滥本应该可以避免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零售业。目前在中国的300多家大型外资零售企业中，真正经商务部批准的只有28家，也就是说有近91%的外资零售企业是违规进入市场的。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以引进外资零售巨头作为引进外资的主要方法。为了完成引资指标，一些地方官员甚至不惜出让城市黄金地段、给予最优惠的政策，这些超国民待遇使国内的零售企业面临了不平等竞争。

跨国零售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垄断行为，伤害的不仅仅是本土零售业。在SARS期间，有一些私人商家想囤积居奇，当时完全有赖于国家企业的大量供应，才保证了商品价格的平稳和社会稳定。如果零售企业完全被外资控制，一旦发生重大事件，政府将无法操控。像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开放不到10年时间里，本土零售业全军覆没，从而国家经济一直被频繁震荡的金融危机所困扰。

我国反垄断的现实对策

对策

反垄断黄文俊预测，由于大企业重组正在进行中，我国的反垄断法在近一两年内不可能出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拿跨国公司的滥用垄断行为没有办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招标投标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这六部法律已经构成了反垄断法的雏形，完全可以对那些搭售、价格歧视行为进行制约，对于一些执行中的细节问题也可以用法律解释补充。

现在的问题在于执法不力。搭售、限制竞争等行为归国家工商总局管，价格联盟、价格歧视归物价局管，跨国公司的并购归商务部管，多头管理、五龙治水。黄文俊建议从中央层面协调各个执法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严格审查跨国公司的滥用垄断行为。在反垄断法暂时无法出台的情况下，这是必行之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程秀生则说，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垄断是坏的，竞争是好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支持垄断还是反垄断都是经济利益的体现，是用法律的、舆论的多重手段实现经济的利益。其实，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跨国公司都有反垄断的呼声。对于国内企业，他们反对的是跨国公司用资本和技术在市场上的垄断;而对于跨国公司，他们则反对用行政的手段封闭市场。

我国政府在反垄断态度上也是内外有别。对内我们主张竞争的理念，很少进行其中的实证利弊分析;对外我们根据国家利益调整平衡竞争和垄断的尺度。

垄断的判断有全局和局部的两个视角。像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在国内处于绝对垄断地位，但在国际市场上所占比例不到5%;美国的占全球份额的20%以上，但在一个局部市场却没有达到绝对控制的地位。从全局的视角看，中国电信离垄断还很远，规模需要继续做大，以抗衡国际巨头;从局部的视角看，中国电信又是明显处于垄断地位，需要分拆。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往往强调局部，忽略全局;我国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合并大型国企组建航母，就是全局的视角。

反垄断法加速出台

程秀生认为，是否在一个行业保持垄断格局是实证分析的结果。比如美国在与中国经济同等发展水平时，其电信业选择了垄断的产业模式，经过一个多世纪，美国电信巨头地位稳定之后，才在电信行业引入竞争。

对于国人诟病已久的行政性垄断，程秀生解释其本身不会带来高价。行政垄断是政府在带有天然垄断色彩的行业里，给社会提供公益产品，不以利润的最大化为追求目标，比如像邮政行业就长期处于亏损。出现高价侵害消费者利益，恰恰是行政性垄断的失效，价格由代表资本的企业经营者决定，变成了公司垄断。补救的方式是重新恢复行政影响力。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朱慈蕴则认为，反垄断法制裁垄断行为有两大原则，一是本身违法原则，比如横向的价格联盟、部分卡特尔，只要有这种行为发生，我们就可以认定这是不法垄断、需要制裁，这种原则规制成本较低;还有一种是合理原则，某种行为在形式上属于反垄断法制裁的对象，但经过实际的利弊分析，当这种垄断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的危害时，就不属于反垄断法反对的对象，比如中小企业卡特尔。当然，这样相应的执法成本也高。

早期的各国反垄断法制度比较严厉，对垄断地位和垄断行为控制较严。比如“大的就是坏的”被许多国家反垄断法所接受。现在各国普遍认识到不是单纯反对垄断，需要反对的是滥用垄断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比如美国的反垄断法就是重行为不重结果。我国将来实施的反垄断法也应该采取温和型的反垄断法律制度，这样有利于鼓励竞争者通过合法、妥当的方式，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大，也有利于协调反垄断制度与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中小企业制度及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

朱慈蕴说，我国的反垄断法很早以前就开始酝酿，却迟迟不见出台，主要因为时机不成熟，对于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反垄断法现在都不能有效的控制。对于经济垄断，由于我国市场自由竞争时间并不长，国内企业还没有形成市场寡头，尚处于诸侯争霸的时期，而面对企业经济规模的过度分散，反垄断法缺少针对对象;对于行政垄断，单靠反垄断法无法解决行政垄断产生的根源，这时如果贸然出台法律却不能得到实施，只会破坏法律的尊严。但随着我国加入WTO、跨国公司大量涌入，加速了反垄断法出台。而且，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对促进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也有积极作用。

实施

朱慈蕴强调，未来反垄断法的执行应当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统一执法机构，并对反垄断法的执法队伍的稳定有特别保障措施。世界多数国家都有类似公平交易委员会的独立机构执法，其中有些隶属于政府部门，有些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但不管怎样，对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人员都有严格的保护，如任期内不得随意罢免等，以期保证反垄断法的公平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