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 -简介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于1947年2月至5月间发生的大规模冲突流血事件。该事件的导火线是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的一件私烟查缉血案，翌日并触发台北大批市民的暴动、示威、罢工和罢市。抗争与冲突在数日内蔓延整个台湾，导致国军部队镇压。

背景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战败无条件投降，向美中等盟国移交战争中的占领区。1945年9月9日，在中国大陆地区，中华民国政府派何应钦在南京接受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降书;当时战败国日本由美国接管，因此台湾便在美国任命的盟军太平洋司令麦克阿瑟的指示下交由中华民国政府进行接管。中国在当时陷入国共内战。由于国民政府财经政策在1947年之后失当、贪污问题日益加剧;在战场上东北战略失算、国民党军逐渐陷入被动，相较之下共产党势力则越来越庞大。在中国本土，中央银行先后发行的法币，金圆券几近崩溃。

原因

台湾产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重创。战后台湾农业产值只有1937年的49%，工业产值则不到33%。此外学校、商店、工厂、医院、铁路、发电厂等建设也受到战火严重破坏。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湾人储蓄金归还申请，债券成废纸，造成金融物价秩序混乱。国民政府接管之后又大量印制钞票，并将民生物资运往中国大陆以资助国共内战，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来的币制改革中，1元新台币换四万旧币)。政府一方面接收原属日本人与殖民政府的财产，并拆装卖往中国。另一方面，延续日本殖民政策中的专卖制度，垄断如烟、酒、糖、樟脑等的买卖，并利用各种关系排挤民营公司。并积极实施严格的经济管控措施，垄断了台湾与中国大陆贸易的经济管道。

接收台湾初期的政府官员有严重的官僚作风与贪污问题，军队则是军纪败坏，例如偷抢，坐霸王车、吃霸王餐。此等缺点与日治时期日本官员的高行政效率、纪率严明成为强烈对比。除此，接收台湾之外省籍公务员涉足不良场所、不守纪律也常为媒体所记载。至于军纪方面，则时有强买勒借，乃至奸污妇女，动辄开枪伤人的行为。

当时台湾刚经历五十一年日本统治，四处皆可见到日文，举目皆是日本风味，甫历经中日八年战争来台的中国人对于当地文化感到适应不良。从1942年1月以降，日本政府实施志愿兵役，虽然台湾人有权利不选择参战，却出现踊跃投军的现象，1943年自愿提出申请人数达60万以上，许多大陆人因此迁怒于台湾本地人。有一些台湾人在战后被视为汉奸，并受到缉捕。陈仪的长官公署与当时握有控制权的中国大陆人士台湾人不信任，认为台湾人被日本“奴化”，这些误解造成当时的台湾人无论在社会权力或工作职位上均受不公平对待，即便台湾人士有所辩驳。文化界和学生曾展开要求民主与经济改革的活动。对此，陈仪为首的主政当局采取了‘宽舆论(政治)，紧经济’的政策。一方面并未严格禁止批评时政的言论，但同时也未采纳意见。

事件过程

台湾回归祖国后，蒋介石在大陆大打内战，大陆的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了台湾，岛内通货澎涨，物价飞涨，台湾光复仅一年，台湾物价涨了100倍。台湾中小企业在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劫夺下，纷纷破产倒闭。加之农业欠收，致使当时台湾600多万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贫困交加，饥寒交迫，人民怨声载道。

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老百姓们原以为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可以扬眉吐气过几天舒心日子。哪知他们美好的愿望很快就破灭了。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由欢迎变为失望，最后成为仇恨。这种仇恨的情绪，由一件偶然的事情，点燃了全岛人民的反抗怒火。

1946年10月25日，在台湾光复一年后，蒋介石来到台湾，亲自参加光复一周年纪念会。虽然台上眉飞色舞，意气风发，但台下却反应冷淡。台湾人民去年欢天喜地迎国军的热情早已在一年的亲身经历中灰飞烟灭。跟大陆人民一样，他们“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有人在旧总督府门前挂上一幅“狗去肥猪来”的漫画。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对一位美国记者说：“你们美国人为什么对日本人那样宽宏大量，而对于我们台湾却如此残酷?你们只给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却给台湾放下比两颗原子弹厉害一千倍的蒋介石。”光复一年，台湾人民的兴奋变成了积怨，乌云笼罩在整个台湾岛，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一触即发，山雨欲来风满楼。　1947年2月27日下午，时近黄昏。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房。中年守寡、带着一儿一女艰难度日的林江迈守在自己的烟摊旁，招徕顾客。突然，人群开始骚动，等林江迈反应过来时，已经来不及跑了，台湾省专卖局专员叶得根带着另外9名缉私队员已将烟摊围住。林江迈向缉私队员解释、哀求，均无济于事。在拉扯中，一名缉私队员用枪托将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愤怒的围观群众与缉私队员发生冲突，打伤了缉私员赵子健与警员张启详，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当场打死无辜市民陈文溪。

当天晚上，部分群众拥到台北市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28日上午，更多的市民围攻了台湾省专卖局。下午，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竟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人。于是事态迅速扩大，游行、示威、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一场反独裁、反专制、反暴行、争民主、争自治的运动在全市漫延。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逻。

台北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包围行政长官公署、警察局、日产处理委员会、电台等机关，放火烧掉台北专卖分局，甚至开始抢劫军用仓库，释放狱中囚犯，与军警不断发生流血冲突。起义民众还通过电台向全省广播，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各地民众闻风而动，群起响应，围攻所在地机关、部门。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起义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省的形势已失去控制。

镇压

3月2日，台北市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代表民众就事件处理和台湾的政治改革与行政长官公署交涉。陈仪也派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3月8日，委员会通过其宣传部长王添丁起草的“三十二条要求”，包括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废除专卖制度、减免苛捐杂税等条款，基本反映了台湾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愿望。但是，随着起义规模的不断扩大，起义队伍中也混进了一些不良分子，包括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地方绅士和流氓，他们将三十二条扩大为四十二条，增加了一些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主张，例如要求接管行政长官公署等，致使陈仪怒而撤出了派往委员会的代表，并加紧部署镇压行动。

早在3月2日，陈仪见形势不妙，就急电南京：“台湾发生暴乱，已及全省，形势危急，请速派国军赴台救援。”蒋介石接报，经与国民党要员商量，均认定“二·二八起义”是“暴乱”，为防止事态扩大，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进行镇压。蒋介石立即电令驻守上海的21军火速乘船赶赴台湾增援，并限令于8日前赶到。

3月8日中午，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遭到起义群众阻拦后，21军竟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与驻守在台湾南部地区的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手，对起义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

最终失败

经过近半个月的艰苦斗争，轰轰烈烈的“二·二八起义”最终失败。大批台湾市民、学生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医生遭到屠杀，确凿死亡人数难以计算，有人说有3万人，这个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至少也有几千人。此外，还有不少人被捕、逃亡和失踪。“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也被当作非法组织遭取缔。3月，国民党还在台湾进行了大规模地收缴枪支和肃清“暴乱”分子活动。4月24日，国民党政府撤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政府，陈仪被撤职赋闲，魏道明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主席。

事件启示

启示一

“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独运动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的梦魇，随着时间推移，伤口终将痊愈，为防止事件重演，达到社会和谐，防止台湾陈水扁之流别有用心地歪曲事实，客观公正历史地还“二·二八事件”本来面目。台湾光复以后，台湾民众对祖国军队和政府充满期望，但陈仪代表国民党中央政府接管台湾后基本沿袭了旧有的行政制度，维持了台币和台湾金融体系，设立专卖局和贸易局，政府施政无能、物价上涨、民怨载道。其行政长官公署的集权体制和人事政策使台湾菁英参政无门，除台湾市长曾由台籍人士黄朝琴担任过一段时间外，其余高官都由外省人垄断。台湾光复后仍借助日本警察维持治安，也给台湾民众感觉光复后变化不大，加上当时失业率高，政府管理无能、腐败、残暴，加上当时的政治体系没能处理好台湾民众的政治参与要求。人民由兴奋到失望、怨恨，反专制、反独裁、反饥饿、争民主、求自治的群众运动一触即发。1947年2月27日晚，在台湾风雨飘摇的社会中发生了女烟贩林江迈的流血事件，引起群情激愤的市民围攻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没有得到满意答复。2月28日，群众自发聚集捣毁省专卖总局和台北市分局，要求陈仪撤消专卖局，交出凶手。卫兵与群众冲突并开枪打死、打伤多人，请愿群众自发地以暴易暴，有些地方外省人甚至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攻击，事态很快向全台湾岛漫延。实行戒严后事态升级，并造成数千的死难者，其中有李友邦等是参与“二·二八事件”而死于“白色恐怖”的，后来统称为“二·二八受难者”。 “二·二八事件”是官迫民反，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起义”，更不是企图“颠覆政府”、“背叛国家”的暴乱事件，而是一场多层次的人民民主自治运动，是全国范围内“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3月2日，台北市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该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即指出：“……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汉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大家拿出爱国的热忱，我们很诚意地欢迎各省同胞的帮忙……”、“我们的目标是肃清贪腐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提出“二·二八”处理大纲中32条中就有22条是政治改革，包括反贪、反滥用军权、反歧视台籍公教人员、省政改革，保人权，实现民主与高度自治。当时身为台湾三青团妇女队队长的谢雪红领导“二·二八”最后一段“乌牛栏战役”，并在一年多后在北京参加了建国大典，这说明“二·二八事件”并非“族群冲突“，更不是台独的先驱。即使在“二·二八事件”最混乱之时，面对美国驻台领事馆有意运作台湾托管、鼓动“台湾独立”之际，“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员都予以严词拒绝。经历“白色恐怖”后的许多幸存者后来都走向红色革命，反台独的鲜明立场无人可及。马英九也认为“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独运动。将“二·二八事件”说成是“反抗外来政权”是对那个时代抗争者非常不公平和亵渎，事实胜于雄辩，总之“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独运动，是台湾民众爱国爱乡情怀的表现，是台湾民众争取民主自治的情怀催生的产物，是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示二

“二·二八事件”所加重的台湾民众悲情意识不应继续加深

台湾社会存在历史悲情由来已久，这与台湾的敏感地理位置和沧桑的发展历史有关。16世纪中叶以后，台湾先后成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方列强的侵扰、占领和奴役之所。鸦片战争后台湾相继遭受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列强的侵略。1941年太平洋战争中日本还强征2万多台湾原住民远征南洋充当炮灰。“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1945年10月台湾回归祖国怀抱，正当台湾人民需要用祖国的温情抚平精神和肉体上的创伤时，国民党政府又在台湾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撒下了一把盐。官迫民反的“二·二八事件”是反对国民党暴政、要求民主自治的合理抗争，被国民党当局扣上 “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的罪名，并加以残酷镇压。光复初期台湾当局对台湾省人士权益的漠视埋下了省籍矛盾的祸根，加上后来的戒严、白色恐怖和高压政策使得台湾本土人难受重用，省籍矛盾日渐显现，台湾人民的悲情意识也日渐加重，并部分演变为“爱台湾”─“本土化” ─“反共” ─“反中国” ─“反统一”的分离意识怪圈。由于长期以来国民党不敢公开“二·二八事件”真相，“二·二八事件”又被别有用心的人贴上“台独”的标签，部分台湾民众由憎恨国民党暴行转为对祖国失望，加深了对祖国大陆的疏离感和不信任感。台独分子将“二·二八事件”歪曲为“外省人欺负本省人”，将台湾民众要“当家作主”的要求转化成要“独立建国”的台独诉求，刻意煸动和培育悲情意识，制造和加剧省籍矛盾，这才使台湾民众无法摆脱“二·二八事件”的阴影并产生新的悲剧。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台湾孤悬海上，境况更加悲惨。事实上台湾悲情是中华民族悲情的一部分，洗刷民族耻辱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的信念。由于国共内战的延伸和国际势力的离间和控制，使两岸分离对峙难以统一，台独分子又有意在每次台湾选举之际，都以巧妙的包装在社会上动员省籍情结来拉选票，而省籍情结夹杂着同情弱者和悲情潜意识，尤其容易在选战期间被发酵。陈水扁之流有意歪曲《反分裂国家法》的本意，煸动台湾民众受大陆打压的悲情意识。如果说当年国民党对于“二·二八事件”是在掩盖真相，而现在民进党对“二·二八事件”则中移花接木，只为该党的政治利益考量，继续操弄族群矛盾，造成族群紧张是民进党在今明两年的“立委”和“总统”选举中唯一有希望获胜的武器。台湾的悲情意识只有在两岸不断交流中逐渐消弥，让更多台湾人民共享并体会到在中国这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尊严和荣耀，大陆应充分尊重台湾人民的“出头天”当家作主的愿望。悲情的历史既是沉重的精神负担，又可是巨大的精神动力。悲情与怨恨的弥散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已成为主导的情绪，应警惕台独势力铤而走险引发战乱而加剧两岸中国人的悲情。唯有中国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的悲情才会终结，台湾人民才能彻底走出悲情。随着时间推移，“二·二八事件”所形成的省籍隔阂与矛盾必将融合与消除，台湾悲情不应继续成为台湾当局操弄民意进行分裂活动的工具，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不应被培植为“台湾主体意识”，台湾人民与祖国大陆的感情不应被一次又一次地挑拨和撕裂。统一而强大的祖国永远是台湾命运的最终归属。

启示三

国民党知错认错有利于消除省籍情结和族群矛盾。

“省籍─族群”问题是台湾社会的一大特点，在台湾由于政治利益关系把省籍间的差异夸大为“族群问题”。台湾地区本省籍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外省籍约占13%，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的那次“政治大移民”就达100万外省人。台湾中央级的党政军主要职位长期被外省人占据而形成政治权力垄断，造成省籍间关系紧张。“二·二八事件”一甲子后，在一般台湾社会生活层面上，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隔阂已融合，本省人与外省人通婚相当普遍。省籍、族群关系紧张最初完全是国民党管理无方造成的，直到1988年才开始官方公开调查和讨论“二·二八事件”;1991年后台湾各地纷纷成立“‘二·二八事件’受难家属关怀协会”;1992年各地纷纷建立“二·二八 事件”纪念碑;1995年台湾立法院公布“‘二·二八事件’处理补偿条件”;1997年台北市政府主办“‘二·二八事件’学术研讨会”;现在国民党每年公开向“二·二八事件”受难家属道歉，虽然这个公开道歉是迟到的，但毕竟已经知错纠错了。而且建立“二·二八事件”纪念碑也是希望追求永远的正义和平，而不是仇恨。民调显示，75%“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家属也希望让伤痛过去，用包容抹去心中的伤痛。国民党不但要向受难台胞道歉，也应向受难的外省人道歉。

启示四

正确认识“本土化”有利于分析台情和做好台湾人民工作。

现在台湾岛内政治生态“本土化”趋势日趋强化，“本土化”与民主化成为台湾社会改革的重要动力。“本土化”体现了本省人要求参与政治的权利，省籍、族群问题也与“民主”挂上了钩，使本土化带有民主化的色彩，并呈现其合理性一面。台湾政治是一种特殊的选举政治，省籍情结始终都成为每次台湾大选的重要变量。我们在观察、分析台湾的种种政治状况都离不开“省籍─族群─本土化”的研究模式。族群身份却成了决定政党支持的重要变数之一，不同台湾政治光谱成了不同选民群体的选择标签。应警惕“本土化”被人当作政治斗争工具，煸动“省籍情结”，排斥政敌，甚至被别有用心者把 “本土化”变成“台独”的灵丹妙药。“本土化”既有“当家作主”的正当性，又对台湾政治发展发生负面影响，并且有导致“国家认同”冲突的危险性和分裂祖国领土的危险性，并进一步导致台湾岛内社会动荡和不安。陈水扁当局企图把“省籍─族群─本土化”引向分裂主义的道路。因为占台湾人口绝大多数本省人理应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所以本土化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从广义上而言，本土化有多层面──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本土化。就文化本土化而言，越是本土化的东西就越是中国化，我们不可片面、教条地认识本土化，这样才能与台湾人民一道有一个更广阔的沟通交流平台和较易求同存异地形成共识。

启示五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其实也是实现台湾人民“高度自治”诉求和“出头天”当家作主的最好体现形式。

多年来，“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被民进党选择性地记忆和曲解，恶意炒作“二·二八事件”，误导了台湾民众对“二·二八事件”的正确认识，催化了社会矛盾，激化了省籍矛盾。其实“二·二八事件”要求实现民主和高度自治的诉求并没有过时，台湾民众“出头天”当家作主的心态和愿景是完全正确的。民进党煸动民众对大陆仇视，误认为大陆抑制台湾的国际发展空间和经济掏空政策，其实真正原因是“台独”导致台湾经济边缘化，“台独”导致台湾在国际社会日益边缘化。台湾民众对大陆对台方针政策存在误解和疑虑，加上“台独”分裂势力借机挑唆，使台湾民众心存对战争的恐惧感和对大陆的戒备感，并形成一种复杂、多元、不确定和逆反的心态。我们应尊重、理解台湾民众这种复杂心态，有针对性地做好台湾人民工作。大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是实现台湾人民“高度自治”、“出头天”的最佳途径与形式。台湾离开强大祖国的后盾将成为霸权主义的猎物，台湾一旦沦落到外敌或分裂势力手中时，台湾也成了攻击大陆的跳板和据点。

启示六

纪念“二·二八事件”应达到促进族群融合和社会和谐。

纪念“二·二八事件”应本着尊重历史、以史为鉴、抚平伤痛、面向未来的精神。为了“挥别历史悲情，促进族群融合”，每年“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台湾宗教界、学术界、文艺界都经常举办法会、祈祷会、研讨会、音乐会、书画展等。我们纪念“二·二八事件”不能遗忘台湾先民坚守汉魂、捍卫国土完整的精忠义胆。“二·二八事件”60年了，我们不应遗忘历史，我们更应以史为镜、以史为鉴，为指引我们构建海峡两岸和平和谐统一的未来。只有促进族群融合，对族群撕裂说“不”，推动和解、和谐、合作，才能提升整体族群的力量。唯有全体台湾人民团结合作，拒绝“台独”，才能真如“二·二八事件”纪念碑所言：天佑宝岛、万古长青。台湾先贤忠魂义举已永载史册，政治必须民主，政治必须清廉，人民需要安康，社会需要和谐，民族需要复兴，中国需要强盛，这应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和宿愿。(作者 骆沙鸣，系台盟泉州市委会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