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那文学 - 简介

在网络上，流行一种“拆那”文学。2011年1月6日，李承鹏新书《李可乐抗拆记》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举行，王克勤、王小山、洪晃、高晓松知名人士到场，他们由“拆那”文学的讨论出发，从而对“中国作家作品的现实力量”的话题进行百家争鸣。相对于当代中国文学苍白无力的毛病来说，“拆那”文学的出现，可以说是对这个“拆时代”最直接的强攻。

王小山、李承鹏、高晓松、王克勤和钟如九(左起)

拆那文学 - 名家讨论

“拆那”文学：用文学抗拆

李承鹏：新锐知识分子，具号召力的网络博主，超人气意见领袖，社会评论家、杂文家、畅销作家。

王小山：曾以“黑心杀手”的笔名开创网络黑通社写作风格。从事过十数种职业，现为自由职业者。

王小山：现在,有种文学叫“拆那”。完全不懂外语的人可能看不懂。什么叫“拆那”?“拆那”等于China的谐音。我们的时代就是一个拆的时代，拆什么?拆那。那是什么?那是一个代词。代的是什么?代的是大家的房子、大家的财产。谁来拆?这都是问题，我们接下来就研究这些问题。李承鹏写了一本新书《李可乐抗拆记》里说的就是这个“拆”。在2010年，尤其在2010年，好像是祖国大地、中华大地处处冒着火花和浓烟，拆得都差不多了。

王克勤：为什么拆迁不断地加剧，或者拆迁越拆越劣、越拆越狠?严格来讲与我们的GDP，也就是与中国模式有关系。中国模式是以国家主导的快速带领经济发展的模式。中国模式下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实际上拆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多人共同面临的痛苦。

王小山：为什么GDP的增长要拆迁?

王克勤：我觉得拆迁之痛是制度之痛。中国很多老百姓的房子不断地被拆迁，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很多农民的土地被占，如果在一个产权清晰的私有制国家里，就不是你今天征我的地或者拆我房的问题，而是跟我谈价的问题、我愿意不愿意拆的问题。我想到美国有一个老太太占的屋子，想不到日本东京，也想不到两百多年前发生在德国的故事，18世纪中叶，当时国王威廉二世在柏林修了一座行宫，有一天他去他的行宫游玩，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法院给皇帝下了一份通知书，要求皇帝恢复原状。德国皇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原来我做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好在有独立的司法。我这里要强调一个问题，私有制是每个被拆迁的人最后的选择。如果我的房子是我的，如果我们的法律保障我们的私有财产，使我的资产神圣不可侵犯，你能拆我的吗?

高晓松：就拆迁这个事我说个例子。我在美国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小区还算不错。据说拆迁花了四亿三千万美金，因为有一户、两户不拆，就一直在等，等了26年。美国是这样的，如果地上没房子，交地税。如果地上有房子，要交房产税。

王小山：假如有房子的话，70年后是谁的?

高晓松：永远是他自己的。我在西方待了很久，我觉得普适问题比普适价值要多得多。人们的贪婪也好，冷漠也好，丧失爱的能力也好，孤独也好，都不是制度造成的，都是人们自己的问题。

人学比文学更重要

李承鹏：美国花26年才把一个公寓拆了，设成一所学校，我们可以花两天半就把一条街拆了来建学校，我在书中有一个观点，什么叫公众利益?一个人的利益就不叫公众利益吗?一百个人的利益才是公众利益吗?

高晓松：大家老说政府，其实那个东西都是由人组成的，与其天天反思政府，不如想想那些人。他们是外星人吗?他们是天生邪恶的外星人吗?他们怎么就成了那个样子呢?他们难道不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人吗?当今大学生毕业以后有一半会成为公务员，会进入政府，有一半会成为我们。成为他们的人是怎样的呢?与其反思政府不如反省我们自己。没有一个政府是由外星人组成的。

王克勤：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责备公务员,这是人的问题。我觉得制度本身是一个文化，叫做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一种强制性的文化，可以改变很多传统文化。为什么我这样讲?单讲交通规则。城市里马路上有各种马路的交通规则，在草原上开车的司机是自由奔放随意地开车，但他进入城市以后被屡次罚款，甚至关在看守所，然后他接受制度文化，当他在城市里开一年、两年车以后就变成一种习惯文化。所以说,制度是最能够改变人的。在“文革”期间有那么多红卫兵，以打砸抢为快乐、为追求、为梦想，那也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和当时的制度所决定的。我并没有说美国怎么好，德国怎么好，我们共同讨论人类面对的制度问题。我想到一段话，没有财产权的地方就没有公正。前两天,我的同事跟我交流一个问题，现在出现一个坏的倾向，有一些80年代、90年代不错的民营企业家和一些曾经身居要位的地方官员，他们兴办的企业后来也陆续地被并购。举个例子，今天王小山是某某县的县长，你帮一个私营企业，觉得私营企业不错，可以让你小舅子拿20万元把3000万元或者5000万元的企业收买。

高晓松：红卫兵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法国五月风暴的时候年轻人也上街，但是他们不打砸抢。美国也不上街，他们去听摇滚乐，40万人脱光了在地上滚。到我们这就是打砸抢。革命的时候你是应该打砸抢还是应该听摇滚乐还是应该做爱吸毒?我们这选择的是打砸抢。

王小山：不管是制度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总归是一个问题，我们已经承认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它，或者说谁来解决?文学在这些问题里承担什么?

李承鹏：我写了四本书，有人问你怎么定义自己。我说我是“文毫”，文学的毫毛。其实文学没有那么重要，人学更重要。

王克勤：一个好的文学主题应该是既充分地歌颂人性之美丽，同时应该深刻地解析制度。这让我想到当代作家尤华，他有一个经典的作品，充分表达了人性之美、人性之爱，一个家庭在艰难地生存。同时他深刻地解析出不受制衡和监督的权利对普通人生命的藐视和践踏。

李承鹏：我一直认为任何一个作家应该站在生命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而不是站在一个评判者的角度，而且我不太喜欢让弱势拿出证据。你让弱势拿出证据等于永远没有证据。我觉得好的作品真的不能忘记我们身边有很多需要我们关心的人。中国的文学家绕开社会现实，他们会想，他们怎么可能在十字路口把人杀了呢?我突然想起一句话，有一个皇帝说，他们没饭吃，但他们怎么不吃肉呢?其实文学在生活中随时都存在的,最重要的是，作家永远不要忘了生活在当下。什么叫文明?文明其实永远是一列快车，在不同的车站有不同的参照物，我们文明的标准永远是人，坐在车上的人。即使当下转瞬即逝，但是一定要写转瞬即逝的东西，因为无数个转瞬即逝加起来就是现实。文学是有兼容性的，有无数的瞬间、无数的品种。我总觉得写小说其实是我一个幌子，我会努力地用一生追求这个幌子。我想要一辈子把这个幌子打好，无数次描述某一年的事情，写出来的作品，即使不当小说当成纪录片来看都可以的。我曾经看到过成都的城墙被拆，事后被证明是无价之宝，这必须要重视。我曾经看到老太太去买菜，刚走出去，房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见了，这种快速是值得注意的。派出所所长还没有说拆的时候，城管已经拆了。当城管队长说“拆”的时候，房子已经平了，让队长少了很多大声嚎叫的豪迈。

王小山：你的意思是说再过十年没有拆迁了?

李承鹏：我希望没有拆迁，因为都拆完了。

好作家应该“出柜”

王小山：作家在这个时代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

洪晃：我觉得中国文学在房子被拆迁完之前已经被拆迁得差不多了，可能只有古籍残墙末角可以看一下。我觉得，作家跟这个时代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打个比方说，同性恋能够表达自己是同性恋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出柜”，我认为作家就应该“出柜”。也就是说，能够直接地把跟时代有关的、最有利的这些事情和感觉表达出来，这可能已经是很多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里面已经忘却的一种手法。

李承鹏：中国不缺文学，缺“人学”，我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追求成为一个文学家。我认为中国文学现状最缺少的是干。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当代中国文学的话，我觉得中国作家缺“钉子户”。

洪晃：其实写东西不应该考虑它的文学性什么样，也不应该考虑读者什么样，每个作家都想表达一个东西，它跟这个时代本身的联系，它的价值观念怎么样通过作品表达出来，以及这个价值观念或者作家对当今流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现象的评论，能够让我读得很清楚、很明细，而且还能让我笑的话，这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本书。

拆那文学 - 《李可乐抗拆记》的问答

问：《李可乐抗拆记》是中国第一部以拆迁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拆迁这个题材比较敏感，是什么让你想起写这题材的小说。

李承鹏：唐福珍自焚的地点离我老家的房子不太远，那天我写了一篇杂文，很多人看，于是就不见了。我又贴上去，又不见。最后我在博客上写一段：你们，删文章ID不划算，得删我博客ID，删我博客ID也不划算，最好把我身份证ID删掉……那就一了百了。那时，我觉得该写这本书了。杂文冲击力大，情绪足，但真正能描述当下社会画面的，还得靠小说这种大容量大气场的，因为它有动着的人物，有一个动着的世界。

问：李可乐有创作原型吗?

李承鹏：我，及我身边的坏人们。李可乐是一群男人在残酷现实下的反英雄梦想人物。他在精神病院都能做到游刃有余，在越狱挖地道误挖到下水道时都不放弃，能想出那么天才的点子去帮助人民抗拆迁，而且对女人很好，对抛弃了自己的女人都那么好……我其实更想感谢我身边的一帮坏哥们，他们可实在是太“坏”了，因此干了很多好事。

问：男主角李可乐在精神病院里想出了一个天才的“抗拆迁宝典”，正是这个天才的主意，打败了开发商。能不能说说这个主意?现实拆迁中，它也能起到如小说中的效果么?

李承鹏：这点子雏形本来自民间，我不过从技术上完善了它。核心是：我们都是没身份的，但有身份证，我们实际是没房产的，但有房产证，忽然让一条街的证件全部消失，连钉子户自己都不知道这些证件在哪里……中国人抗拆最怕什么，不是警方不是城管不是铲车，而是人心不齐。

问：李可乐拆迁最核心要讲什么?

李承鹏：公平。七年前，我开始写房产专栏，知道很多故事。我很小开始混江湖，知道很多真相。有人问，不说出真相你会死吗。我答：不会死，但会很郁闷。不公，让我们失去梦想。

问： 你的梦想是什么?

李承鹏：让每个人都能做不同的梦想，不要统一制造同一个梦想，这样，中国才能出现真正的公平，真正的大师 。